母亲不太喜欢达格利什镇。她总是说起渥太华谷的福克米尔斯镇，那是她和表姐妹们上高中的地方，也是她们的祖父（外祖父）从英格兰来到加拿大，最初落脚的地方。她还总是说起英格兰。当然，她从来没去过那儿。母亲对福克米尔斯镇赞叹不已，说那儿有石头建的房子，公共建筑朴素、漂亮（她说和休伦县的很不一样，休伦县的建筑就是用砖搭起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再在上面立一座塔），街道铺得平平整整，商店服务优良，商品质量比这里好，人的素质也更高。达格利什镇那些自视甚高的人会被福克米尔斯镇有地位的人家取笑，而福克米尔斯镇有地位的人家一旦和某些英格兰家族打交道，又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我母亲就有些亲戚在英格兰。
关系，关系道尽了一切。姨妈们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同时也处在关系网中，与这个真实、不乏成功人士而又危险的世界紧密相连。她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并且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她们可以驾驭一堂课，管理一间产科病房，左右公众意见，也懂得如何与出租车司机和火车上的列车员打交道。
她们——包括我母亲在内——还有另外一层关系网，联系着她们和英格兰，她们和历史。事实上，加拿大的苏格兰人后裔（在休伦县我们叫他们“斯考奇”[3]）和爱尔兰人后裔会相当坦率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是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来加拿大的，当时他们衣衫褴褛，一无所有；或者他们的祖先是牧羊人、农业工人或没有土地的穷人。但是英格兰人后裔却会讲起一些败家子或小儿子不务正业的故事，讲他们穷困潦倒、丧失继承权或者和不体面的伴侣私奔的故事。有些也许确有其事，因为那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生存状况不好，迫使人们大规模移民，而同时期的英格兰人选择背井离乡，原因可能更多样，因人而异。
母亲的家族——查德列家族——就是这样。按姓氏来说，伊莎贝尔姨妈和艾丽斯姨妈已经不算查德列家族的人了，但她们的母亲曾经是；我母亲曾是查德列家族的一员，嫁给我父亲之后就成了弗莱明家的人；弗洛拉姨妈和威妮弗雷德姨妈仍然属于查德列家族。她们共同的祖父（外祖父）年轻时离开英格兰来到了加拿大，至于个中缘由，她们各执一词。我母亲相信她的祖父曾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用光家里给他的钱之后就没有脸回家了，那些钱是他赌博输掉的。不，伊莎贝尔姨妈说，那只是传说；真相是他把一个女仆的肚子搞大了，不得不跟她结婚，带她来了加拿大。母亲说，他们家族的地产在坎特伯雷附近——就是“坎特伯雷朝圣者”和“风铃草”[4]中的那个坎特伯雷，其他人则对此表示怀疑。弗洛拉姨妈说他们的家在英格兰西部，据说“查德列”这个姓氏和“乔姆利”有关系；那里有个乔姆利勋爵，查德列家族有可能是乔姆利家族的一个分支。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弗洛拉姨妈说，这可能是一个法国姓氏，原本是Champ de laiche，意思是“莎草地”。这么说，查德列家族有可能是跟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格兰的。
伊莎贝尔姨妈说自己没读过多少书，英格兰历史上她唯一知道的人物就是苏格兰玛丽女王了。她希望有人告诉她，征服者威廉的时代是在苏格兰玛丽女王之前呢，还是之后。
“莎草地，”我父亲愉快地说，“那确实发不了什么财。”
“我可分不清什么莎草和燕麦，”艾丽斯姨妈说，“但是姥爷说过，他们在英格兰很有钱，是当地的贵族。”
“之前，”弗洛拉姨妈说，“而且苏格兰玛丽女王甚至都不是英格兰人。”
“我看名字就知道了，”伊莎贝尔姨妈说，“所以……哈哈。”
她们每个人都相信，无论详情如何，祖父（外祖父）家一定遭受过某种灾难，然后败落了；在她们身后，在遥远的英格兰，有土地、房子、安逸的生活和家族的荣耀。她们想起自己的祖父（外祖父），怎么可能不这样想？
曾外祖父曾在福克米尔斯镇的邮局工作。他的妻子，不管是不是被他引诱的女仆，为他生了八个孩子后去世了。等大一点的孩子们出去工作，为家里挣钱了（没必要浪费时间让他们接受教育），这位父亲马上就辞了职。跟邮局局长吵架是他辞职的直接原因，不过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决定待在家里，让孩子们供养他。曾外祖父有股绅士派头，他博览群书，能说会道，也颇有自尊。孩子们尽心赡养他，本本分分地干着最普通的工作，但是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每人只生了一两个，大多是女孩）去读商学院、师范学院或护士培训学校。这些孩子就是我母亲和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们。她们经常谈论自私、任性的祖父（外祖父），但对于辛苦工作、体面生活的父母，却几乎绝口不提。真是个老势利眼，她们说，可是又那么英俊，哪怕老了都还风度翩翩；骂人的话脱口而出又恰如其分，说话那么尖刻。有一次，在遥远的多伦多，就在伊顿百货商店的一楼，福克米尔斯镇马具店老板的老婆上去和他打招呼。那个女人没有恶意，也没有头脑，她朝曾外祖父大声喊道：“瞧，大老远地在这儿碰到家乡来的朋友了，真是叫人开心哪！”
“夫人，”曾外祖父说，“我们不是朋友。”
他也真是够讨厌的，姨妈们说，夫人，我们不是朋友！这个老势利眼。他昂着头迈着大步，像只漂亮得能得奖的公鹅。还有一位低等阶层（在他看来）的女士，得知他感冒了，好心好意给他送来一些汤。他坐在女儿家的厨房里，还不是自己的地盘上，泡着脚，身体虚弱，实际上都快死了，就这样，竟然还有脸不搭理那位女士，只打发女儿去道谢。他看不起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语法很糟糕，牙齿也掉光了。
“可是他自己的牙齿也掉光了！一颗都没有了！”
“自命不凡的老怪物。”
“依靠孩子们生活的寄生虫。”
“自大又虚荣，这就是他。”
说这些的时候，姨妈们哈哈大笑，语气中满是得意和自豪。有这样一个祖父（外祖父），她们感到很骄傲。她们觉得，拒绝和地位低的人说话这种做法无礼而又刻薄，自以为与众不同（尤其是牙齿都掉光了还这么认为）这种想法也很荒谬，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还是很欣赏他，发自内心地欣赏，欣赏他的出言不逊和骄傲自大：前者浪费在了老板——那个呆板的邮局局长身上，后者浪费在了邻居——加拿大居民身上。（真遗憾，那个没有牙齿的邻居说，那个可怜的老家伙，他都认不出我来了[5]。）她们甚至可能欣赏他让别人供养自己的决定。她们称他为绅士，用讽刺的口吻谈论他，但有这样一个祖父（外祖父）还是让她们很高兴。
对此，我始终不能理解。我身上有太多苏格兰血统，太多父亲的特征。父亲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平等主义者，永远不会承认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决不会对任何人“哭哭啼啼”，就像他说的那样，而是对任何人都不卑不亢，平等相待。我和父亲一样。后来我想过很多次，父亲是不是因为过于谨慎，或出于什么更细腻的情感，才有了这样的立场；也想过，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没有那种与生俱来、不容置疑的优越感——这一点我母亲和她那些没有恶意但势利的姐妹永远都比不上。
很多年以后，我收到一封来自英格兰查德列家族的信，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信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寄来的，她在整理族谱。在英格兰确实有这个家族，他们没有抛弃海外的族人，而是在四处寻找我们。他们知道我的曾外祖父，族谱上有他的名字：约瑟夫·埃林顿·查德列。根据婚姻登记本的记录，他的职业是肉店学徒。1859年，他娶了一个名叫海伦娜·罗丝·阿穆尔的女仆。这样看来，他和女仆结婚这件事是真的，但在牛津大学欠赌债的事可能并不存在。试问有哪位绅士会在牛津大学欠债后跑去肉店当学徒？
我忽然想，如果曾外祖父一直干屠宰这一行，他的孩子们也许会上高中，他也许会成为福克米尔斯镇的有钱人。来信的人没提到查德列家族和乔姆利勋爵有什么关系，也没提到莎草地或征服者威廉。我们所属的家族是由仆人和手艺人组成的正派家族，偶尔也会有买卖人和农民。要是在很久以前知道这个事实，我可能会很震惊，觉得难以置信；后来，我一心想打破所有错误的观念和幻觉，要是那会儿知道，我可能会欢欣鼓舞；可是当事实真的摆在面前，我竟然一点都不在乎了。坎特伯雷，牛津大学，乔姆利勋爵，这些在我记忆中都已经变得很遥远。最初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英格兰的印象也已经模糊了：在那片和谐有序、富有骑士精神的古老土地上，人们骑着马，彬彬有礼（当然，外祖父在艰苦生活的压力下已经不讲究这些了）；那是西蒙·德蒙特福特和洛娜·杜恩生活的地方；那里有猎狗、城堡和新森林国家公园；乡村的景色清新宜人，人们文明有礼，那片土地永远令人向往。
艾丽斯姨妈来我家做客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别的事上了。
那时我住在温哥华，已经和理查德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一个周六的晚上，理查德接了个电话，叫我过去。
“小心点，”他说，“听着好像是达格利什老家的人。”
理查德每次提到我家乡小镇的名字，都像是嘴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得赶紧吐出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