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辣椒番茄酱了吗？做番茄汁了吗？”
“都做了。”
“那冬天就不会饿肚子了，然后你们还能长胖点。”
两个姑姑咯咯地笑起来。父亲受到鼓励，继续开玩笑，问她们最近有没有经常跳舞。他摇着头，装作回想起以前的样子，说她们在乡下到处跑着去跳舞、抽烟、胡闹，弄得远近皆知。他说她们是一帮坏姑娘，她们不想结婚是因为更喜欢调情；唉，有这样的姐姐，他简直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母亲说话了。她肯定是想替姑姑们解围，觉得这样开她们的玩笑不厚道，因为她们从来没做那样的事，也不是那种人。
“那件家具真不错，”母亲说，“那个餐具柜，我一直都很喜欢。”
一帮乱来的小姑娘，父亲说，她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就是那样。
母亲过去看餐具柜，柜子是松木的，又高又沉。柜门和抽屉上的球形把手都不太圆，形状有点不规则，可能是故意做成那样的，也可能是年份久了，用得多了，就成了那样。
“可能会有古董商来，出价一百元要买这个柜子，”母亲说，“要是那样，不要卖给他，桌子和椅子也别卖。千万不要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卖掉这些东西，除非你们真正知道它们值多少钱。相信我。”母亲没征求姑姑们的同意就开始检查柜子，摸摸把手，看看背面。“我说不好这个柜子值多少钱，但如果你们想卖，我会尽量请最懂行的人来估价的。还有，”她认真地抚摸着柜子说，“家里的家具都很值钱，可要看紧了。这都是附近生产的老家具，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把这些老家具都扔了，一有钱就去买维多利亚风格的东西。这样一来，那些没扔的就值钱了，而且将来还会更值钱，真的。”
母亲说得没错，但姑姑们却听不进去。她们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仿佛她精神失常，在胡言乱语一样。可能她们根本不知道“古董”这个词，虽然母亲在说她们的餐具柜，但那些话她们完全听不懂。会有商人跑到家里来给她们钱？没人来。对她们来说，卖掉餐具柜大概就像卖掉厨房的墙壁一样不可思议。除了腿上的围裙，她们不会看任何东西。
“所以我猜，那些从来没变富的人还真幸运。”父亲说，想缓和一下气氛，但姑姑们仍然接不了话。她们可能知道“变富”是什么意思，但从来没用过这样的词，没说过，也没想过自己要变富。她们可能注意到有些人，甚至自己的邻居，在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挤奶机，买车买房。我想她们不会嫉妒，反而会有些惊恐，认为那些人这样做不妥，缺乏自制力。她们会可怜那些人，就像可怜那些真的跑去跳舞、抽烟、调情和结婚的姑娘一样，可能也会可怜我母亲。而母亲看着姑姑们这样生活，只想着让她们多一些乐趣，不再这么闭塞。如果能卖掉一些家具，给家里通上电，买台洗衣机，在地板上铺上油地毡，再买辆车学着开一开，她们的生活会怎样？为什么不呢？母亲会问。她关注的是生活的变化和各种新的可能。她以为姑姑们向往那些东西，不只是物质的东西，还包括各种条件和能力。可实际上，姑姑们根本懒得反对这种做法，都想不起来去排斥。她们完全满足于现状，从来没想过生活会是别的样子。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时，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心情愉快，话也多起来。他跟我聊起他的人生和家庭，说起自己离家的经历。实际上父亲曾经两次离开家，第一次发生在他十四岁那年的夏天。爷爷叫他出去劈柴，他把斧柄弄坏了，爷爷把他骂出家门，拿着干草叉追着他打。爷爷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干活也很拼命。姑姑们吓得大声尖叫，而父亲，当时那个十四岁的少年，只能沿着小路拼命奔跑。
“她们会尖叫吗？”
“什么？哦，当然，那时候会。”
父亲本来打算跑到路尽头就停下来，然后晃悠一会儿，等姐姐们告诉他风平浪静了就回去。但是他一直跑，一口气竟然跑了去往戈德里奇一半的路程。于是他想，不如跑到戈德里奇算了。他在一艘湖船上找了份工作，那个季节余下的时间就一直在船上干活。后来圣诞节前的一个月，河运季结束了，他又去了一家面粉厂工作。他能干那里的活，但是年龄不够；厂里怕有人查，就让他走了。正好他也想回家过圣诞节。他想家了，给父亲和姐姐们都买了礼物。买给老爷子的是一块手表，那块手表和车票花光了他最后一分钱。
圣诞节后的几天，父亲在谷仓里放干草，爷爷过来找他。
“你还有钱吗？”爷爷问。
父亲说没有了。
“哦，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姐姐们要盯着牛屁股看一夏一秋，然后等你冬天回来蹭饭啊？”
那是父亲第二次离开家。
他躺在病床上，笑得浑身发抖。
“盯着牛屁股！”
然后父亲说，有意思的是，老爷子小时候和他的父亲吵架后也曾经离开家。爷爷用独轮手推车干活，被他的父亲骂了一顿。
“是这样的，他们一直一桶一桶地提着饲料去喂马；冬天，马都拴在马厩里，所以我父亲想到了用独轮手推车运马饲料。这样干活当然快多了，但他挨揍了，因为懒惰。他们就是这样，你知道的，任何改变都是坏事。对他们来说，效率就是懒惰。你肯定觉得这是小农思想。”
“也许托尔斯泰会赞同他们的看法，”我说，“还有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