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艾伯特恐怕再也不会见面了。”威尔弗雷德大声说道，听不出哭的痕迹，也听不出满意或遗憾的语气。
“除非我们真的去萨斯喀彻温。”米尔德丽德说。艾伯特邀请他们去的时候，她觉得去那里和去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差不多。
“总会去的。”她加了一句。
“也许吧。”威尔弗雷德说。他长长地、重重地喘了一口气，似乎很满意。“但肯定不是下周。”
木星的卫星
我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八楼的心脏病病房区找到了父亲。这是一间双人间病房，另外一张床空着。父亲说他的医疗保险只能报销普通病房一个床位的费用，怕这样医院会多收费。
“我从来没要求住双人间。”他说。
我说普通病房的床位可能满了。
“没满。他们推着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看到有几张床是空着的。”
“那就是因为你身上得连着那个东西。别担心，要是多收费，他们会告诉你的。”
“这倒是有可能，他们不想把那玩意儿架在普通病房里。我猜我的医疗保险里应该包括那玩意儿。”
我说肯定是这样。
父亲的胸口贴着电线，床头上方挂着一个小屏幕。伴随着令人紧张的嘟嘟声，一条锯齿状的亮线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那是他心脏的活动情况。我尽量不去看屏幕。在我看来，如此密切地关注心脏——实际上是把本来非常隐秘的活动夸张地显示出来——无异于自找麻烦。凡事一旦如此暴露，就会愈演愈烈，以至于最终失控。
父亲却好像并不介意。他们给他服用了镇静剂。你知道的，他说，就是那种能让人快乐的药丸儿。现在他看上去确实既平静又乐观。
前一天晚上却是另一番情形。我开车把父亲送到医院急诊室时，他脸色苍白，双唇紧闭。他打开车门，站起身，平静地说：“你还是给我弄辆轮椅来吧。”每逢危急时刻，父亲说话总是这种语气。有一次，家里的烟囱着火了。那是个周日的下午，我正在用别针把一件裁好的衣服别起来，父亲走进来，也是用这种不动声色但充满警告意味的语气说：“珍妮特，你知道哪儿有发酵粉吗？”他想用发酵粉去灭火。后来他说：“我猜是你的错——你不该在礼拜日做针线活。”
我在急诊候诊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值班的心脏病专家叫了来，是个年轻的医生。这个医生把我叫到走廊里，告诉我父亲的一个心脏瓣膜受损严重，应该立即接受手术。
我问他如果不做手术会怎样。
“那就得卧床。”医生说。
“多长时间？”
“可能三个月。”
“我是说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医生说。
我去看父亲。他坐在床上，床外边挂着帘子，把房间那一角隔开。“情况不好，是不是？”他说，“他告诉你我心脏瓣膜的情况了吗？”
“也没有那么糟糕，”我说，然后把医生说过的所有积极的话重复了一遍，或者说夸大地说了一遍，“暂时没有什么危险。要不是心脏有毛病，你的身体还是很好的。”
“要不是……”父亲沮丧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