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多，九龙塘的客厅里灯光柔和。沈逸川和林婉清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伪装者》的稿纸，讨论着接下来的剧情。三个孩子已经睡了，屋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慢慢地数着什么。茶几上放着两杯茶，林婉清那杯已经凉了，沈逸川的那杯还冒着热气。
「明楼在76号设计让明台杀了南田洋子，日本人肯定会善罢甘休。」沈逸川用铅笔在稿纸上画了一个箭头，铅笔尖在纸面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接下来要写藤井怎么报复。你觉得是直接对明楼下手，还是从明镜那里入手？」
林婉清靠在沙发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她想了想，说：「从明镜入手。明楼动不了，明镜一个女人，好欺负。」她的声音不大，但分析得头头是道。
沈逸川点了点头，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正要说什么，门铃突然响了。声音很急促，不像平时客人——张一鹤按门铃是有节奏的，三短一长；送报的小伙计从来不按铃，只敲门。今天这个门铃声又急又脆，像是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
沈逸川放下铅笔，站起来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门外的灯光有些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看清楚了——三个人站在楼道里。为首的是警务处长鲍威尔，他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警服，帽子端端正正地戴着，表情严肃得像是刚从什么重要会议上下来。他身后还站着两名警员，都穿着制服，腰里别着手枪，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沈逸川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打开门，夜风从楼道里灌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说不清是什么的气味。鲍威尔没有寒暄，直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递到沈逸川面前。纸的上方印着徽章，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沈逸川只看到了「林婉清」三个字和「上海公共租界」几个词。
「沈先生，打扰了。」鲍威尔的声音不大，但很郑重，每个字都像是在法庭上宣誓一样，「沈太太涉嫌于193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杀害了一名英国驻上海租界的官员，需要回警署接受调查。这是逮捕令，请您过目。」
沈逸川的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他感觉自己的耳朵在嗡嗡响，像是有一窝蜜蜂在脑袋里炸开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转过身，看到林婉清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的脸色没有变化，只是微微抿了一下嘴唇，那一抿的动作很轻，轻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看她，根本不会注意到。她看了一眼逮捕证，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大概两三秒钟，然后擡起头，对沈逸川说：「照顾好三个孩子。」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一个被逮捕的人。她没有问「为什么」，没有说「冤枉」，没有看沈逸川的脸色。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转身走进卧室，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穿上，把扣子一粒一粒地扣好。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每天都会做的小事。
沈逸川跟在后面，站在卧室门口，扶着门框。他的手指在木头上掐出了印痕，指甲盖泛白。「婉清——」他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发涩。
林婉清扣好最后一粒扣子，转过身看着他。她的眼神很温和，像是在说「没事，我很快就回来」。她走过来，伸手帮他把衬衫领口翻好——他刚才急着开门，领口翘起来了。她的手指凉凉的，指尖擦过他的脖子，留下一道冰凉的触感。
「别担心。」她说。然后她走到门口，换了鞋，跟着鲍威尔走出了门。她的背挺得很直，步子不快不慢，跟平时出门买菜没什么两样。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
沈逸川站在门口，扶着门框，看着空荡荡的楼道。走廊里的壁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绿色的墙裙上，像在水里泡旧了的一张纸。他听到楼下传来车门关上的声音，然后引擎发动，警车闪了几下灯，驶离了。
他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关上门，靠在门板上。脑子一片空白，像是被人格式化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在微微发抖。他攥了攥拳头，又松开，又攥紧。客厅里的灯还亮着，稿纸还摊在茶几上，铅笔横放在上面，笔尖朝外。那行字还没写完，「从明镜入手」的「手」字只写了一半，最后一横还没落笔。
克己被吵醒了。他光着脚从卧室跑出来，揉着眼睛，头发乱得像鸡窝。他身上穿着那件林婉清上周刚买的睡衣，天蓝色的，上面印着小白兔。他站在走廊里，茫然地看了一圈，没找到妈妈，嘴一撇，哭着喊：「妈妈！妈妈！」
念祖和怀瑾也出来了。念祖穿着校服裤和白背心，怀瑾披散着头发，怀里还抱着她的布娃娃。三个孩子站在走廊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到沈逸川的脸色，也跟着哭了起来。克己哭得最凶，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嗓子都哭哑了。怀瑾抱着布娃娃，眼泪无声地往下掉，滴在布娃娃的脸上。念祖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但眼眶红红的，鼻尖也在发红。
沈逸川蹲下来，把三个孩子搂在怀里。他的臂弯不够大，搂不住三个，克己坐在他膝盖上，念祖靠在他左肩，怀瑾靠在他右肩。他的脸埋在孩子们的头发里，闻到洗发水的香味——林婉清给他们洗的，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洗发水，椰子味的。
「妈妈没事，明天就回来。」他的声音在发抖，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但他努力让自己听起来镇定，「妈妈去办点事，明天就回来了。」
克己把脸埋在他肩膀上，哭得一抽一抽的，小身子在发抖。「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棉被。
念祖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但他的小手攥着沈逸川的衣角，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他的下巴在微微发抖，嘴唇被咬出一道白印。怀瑾拉着沈逸川的衣角，小声问：「爸爸，妈妈去哪里了？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沈逸川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他把怀瑾搂得更紧了一些，声音有些发涩。「妈妈不会不要你们。妈妈只是……去办点事。明天就回来。」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给孩子们听，还是在说给自己听。
安顿好孩子们已经是半夜了。克己哭累了，抱着林婉清的枕头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痕，睫毛湿漉漉的。他的小手攥着枕头的一角，不肯松。念祖和怀瑾也回了房间，灯关了，门虚掩着。念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怀瑾把布娃娃放在枕头旁边，侧过身，用手轻轻拍着布娃娃，像是在哄它睡觉。
沈逸川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条细细的银线。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的，没有节奏。他开始回忆。
1935年。那一年他还在军统，在上海运行任务。他记得那年的上海很乱，日本人还没有打进来，但租界里已经人心惶惶。他记得自己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窗户朝北，能看到外滩的灯光。他记得有一次运行任务受了伤，一个人在旅馆里躺了三天，没有去看医生，怕暴露身份。那时候他不认识林婉清。
他是在1938年下半年才认识她的。在重庆，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旗袍，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手里端着一杯茶，一直没有喝。他走过去跟她搭话，问她「你是南京人？」她擡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但他记住了。
后来结了婚，从重庆到南京，又到了香港。他从来没有问过她1938年以前的事。不是不想问，是觉得没必要。他是军统的高级军官，戴老板亲自批准了他们的婚事，一定会把她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如果她有问题，戴笠不会让他娶她。他一直这么自信，从来没有怀疑过。
但现在，警署的人说她193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杀害了一名英国官员。1935年，她还不认识他。她在上海做什么？她为什么要杀一个英国官员？她是军统的人？还是别的什么组织的人？
他发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
他想起林婉清这些年的从容。1949年从南京撤退，她抱着怀瑾，牵着念祖，跟着他上了南下的轮船，从头到尾没有哭过。在香港差点饿死，她当掉了玉镯，五块钱撑了半个月，没有跟他说。被保密局跟踪，楼下出现便衣，她从来没有慌过，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吴景中登报声明、王升登门、楼下出现便衣，她从来没有怕过。今天被逮捕，她也没有怕过。她只是说「照顾好三个孩子」，然后穿上外套，跟着鲍威尔走了。
这种从容，不像一个普通女人。
他开始怀疑——难道她真的做过什么？还是她只是太坚强了？他想起她那双粗糙的手，想起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她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样子。她每天做这些事，做了这么多年。他不信她是一个间谍甚至杀人犯。但她为什么那么冷静？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是不是一直在等，等他问？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太自信了。
他摇了摇头。不管她做过什么，她是他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够了。
凌晨一点，沈逸川开始打电话。
他先拨了张一鹤的号码。电话响了好几声，张一鹤才接起来，声音带着睡意，迷迷糊糊的。「喂？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