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演讲，奥马尔在脑子里改了三个月。
不是因为他不会说，是因为他知道这篇演讲的重量，知道它说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知道有些话一旦说出来就是板上钉钉的宣战书，所以他要把每一句话都磨到最准。
1965年3月，的黎波里大学学生联合会邀请他做一次关于「阿拉伯经济主权「的演讲。组织者是一个进步派学生社团，名义上和政治无关，实际上和所有事都有关。奥马尔接受了邀请，时间定在下午三点，礼堂能坐两百人。
他知道两百人坐不下。
他提前半小时到礼堂门口，停在外面，看了一眼。
队伍从礼堂门口排到了走廊尽头，从走廊尽头排到了楼道，学生，年轻教师，几个他认不出来的面孔，有人抱着笔记本，有人带了录音机。礼堂的两侧过道也站满了人，讲台边上的工作人员正在临时加椅子，加了一排，发现还不够，再加一排。
马哈茂德站在他旁边，沉默看了一会儿，「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猜到了七八成，」奥马尔说，「剩下两成是他们自己给的。」
「王朝的人也在，」马哈茂德压低声音，「两个，坐在左侧第三排，看着不像学生。」
「让他们坐着，」奥马尔说，「我说的话，本来就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他走进礼堂。
掌声在他踏进门的那一刻响起来，不是礼貌性的，是那种一个人走进来之前气氛就已经绷紧、走进来之后那根弦猛地松开的那种响法——从后排到前排，从过道到两侧，一波接一波，礼堂的空气在这声音里震动，他感觉到了，像是浪打过来的那种震动，从脚底往上走。
他走上讲台，站定，等掌声停了，开口。
他没有看讲稿。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件事，」他说，「关于我们脚下的土地。」
「1962年，利比亚的石油产量是一千三百万桶年是一千九百万桶，今年年，预计超过四千万桶。」他停顿了一下，「这些数字是好消息，你们这样认为吗？」
礼堂里安静了一秒，有人点头，有人不确定。
「错了，」他说，「这些数字是悲剧。」
死寂。
「四千万桶石油，从我们的土地里采出来，从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地下带走，然后运走，换成外汇，进入那几家大公司的帐户，然后经过一套精心设计的成本核算方法，最终给利比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让你们看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数字。」他看着台下，「你们知道是多少吗？」
没有人回答。
「大约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他说，「一百桶石油，我们拿十二桶。剩下的八十八桶，由那些在我们土地上建了设施、付了一点开采费、然后告诉我们这是公平交易的外国公司带走。」
礼堂里开始有声音，不是嘈杂，是一种东西被触碰到之后的那种低频的震动。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奥马尔继续说，「最坏的是我们自己定的价格。一桶石油，当前协议价大约是一点三到一点五美元。」他看着台下的脸，「你们知道这些石油最终在市场上卖多少钱吗？」
「五到六倍，」他说，「我们签的是开采协议，不是市场价协议。开采成本之后，差价是他们的利润，和我们无关。」
台下有人站起来了，没有说话，只是站起来，像是在这句话里失去了继续坐着的力气。
奥马尔没有让气氛冷却，他继续往前推：「我知道有人要说，这是合同，是法律，是国际惯例。」他点了点头，「是。」他停了一下，「但我想问，这份惯例是谁制定的？这份合同是在什么条件下签的？我们的前任，在二十年前这份合同诞生的时候，有没有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过这份条款的设计？」
没有人回答，因为答案人人都知道。
「没有，」他说，「这份惯例是他们制定的，为他们服务的，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写进合同里的，然后由我们来履行。」他的声音没有升调，依然是平静的，但台下有人开始握紧椅子扶手，「这不叫惯例，这叫遗产——不是我们的遗产，是强加给我们的遗产。」
掌声炸开来，这一次是压制不住的那种，从前排到后排，一整面声浪，礼堂的屋顶似乎都低了一分。
奥马尔等了十几秒，声音落下去，他接着说：
「所以我想谈的是这件事——我们要不要改变它。」
「不是抱怨，不是宣言，是真正地改变它。」他看着台下，「我说的改变，不是把外国公司赶出去，把合同一张纸撕掉，然后什么都没有，换来一场经济混乱和一轮国际制裁。」他摇了摇头，「那是蠢人干的事。」
礼堂里有笑声，短促的，带着某种释放。
「我说的改变，是先搞清楚我们自己有什么，然后搞清楚它值多少钱，然后用这个知识去重新坐回谈判桌，」他停顿了一下，「不是请求，是要求。不是作为殖民地的继承者，是作为主权国家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