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战争之后，奥马尔改变了一件事。
节奏。
1967年底，他找了马哈茂德，只说了一句话：「我需要往外延伸了，军队之外，往周边国家延伸。你的人脉里，有没有沙鹰国或者新月国的军方人士？」
马哈茂德想了一下，「有两个，不深，但可以用来打开局面。」
「足够了，」奥马尔说。
延伸的第一步，是出访。
名义是学术交流，是进步派年轻学者之间的知识往来，不涉及政治，不涉及军事，就是几个有共同话题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喝茶谈事情。
奥马尔去了沙鹰国，待了两周。
在那里，他见了马哈茂德介绍的那个联系人，一个沙鹰国陆军的上尉，叫萨拉赫，三十出头，六日战争的亲历者，右手腕上有一道伤疤，是那场战争里留下来的，平时用袖子压着，不露出来，但他见到奥马尔之后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卷起袖子，让那道疤露着。
奥马尔看见了，没有说话，等着。
萨拉赫喝了一口茶，萨拉赫沉默了一会儿，把那道疤翻过来，看了一眼，又翻回去，「你在三月那篇演讲里说，搞清楚为什么输，比赢本身更重要，」他说，「我在开罗听说了那篇演讲的内容，想了很久。」
「然后呢？」奥马尔问。
「然后我问了很多人，」萨拉赫说，「问他们为什么输，每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够，协调太差，外部支持不足——每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但我感觉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你自己觉得原因是什么？」
萨拉赫沉默了一会儿，把那道疤翻过来，看了一眼，「我觉得，」他说，「我们没有真正相信我们能赢。」
这句话说完，整个房间的气氛变了，变得更沉，更实。
奥马尔看着他，「你为什么这么说？」
「开战的时候，我站在阵地上，」萨拉赫说，「我旁边的人，有的人在祈祷，有的人在发抖，有的人眼神是空的。那不是害怕，害怕是正常的，害怕还会打，那是另一种东西——他们在开打之前，就已经缺省了一个结局，那个结局不是胜利。」他停了一下，「你没有办法指望一群不相信自己能赢的人打赢一场战争。」
「那怎么让他们相信？」奥马尔问。
萨拉赫看着他，「你有答案吗？」
「有一部分答案，」奥马尔说，「不是全部，但是真实的那部分。」
他们又谈了三个小时，从军事谈到教育，从教育谈到政治，从政治谈到那个比所有这些都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认知，是怎么在漫长的历史里被一点一点地侵蚀掉的，又需要多久才能重新创建起来。
奥马尔说话的时候，萨拉赫一直盯着他看，有一种东西在他脸上慢慢浮现出来，不是被说服了的那种表情，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一个在暗处摸索了很久的人，突然触到了一道光源，还没看清楚，但感觉到了温度。
临走前，萨拉赫做了一件奥马尔没有预料到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桌边，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笔记，放在奥马尔面前，「这是我在六日战争之后写的东西，」他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因为上面有些话，让上级看到会有麻烦。」他停了一下，「但我觉得你应该看。」
奥马尔翻开那本笔记，扫了几页。
里面写的不是回忆录，不是日记，是一份战术复盘，逐场逐场，把那六天每一场主要交战的细节拆开来，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哪个指令错了，哪个时间节点被拖延了，哪个装备的短板在什么地方暴露出来。每一条分析都是具体的，不是情绪，是军事逻辑，是一个三十岁的沙鹰国上尉用自己亲历的战败经历，把他能想到的每一个环节从头梳理了一遍。
奥马尔翻到第七页，停下来，把那一页从头看到尾。上面是一场阵地防守战的复盘，每个决策节点，萨拉赫都标了当时指挥官做出的选择，然后旁边用括号写了另一种可能——如果那里选择不同，战局会怎么走。括号里的那个可能，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也不一定，但那个「如果」本身，是一个打了败仗的人，还在往清楚里想的证明。
奥马尔把最后几页看完，合上，擡起头。
「你把这个带走，」萨拉赫说，「留着有用。」
「谢谢，」奥马尔说，这两个字是真心的，不是客套。
他们分开的时候，萨拉赫紧紧握住奥马尔的手，非常用力，说：「我希望将来还能见到你，像这样和你聊天。」
「会的，」奥马尔说，「很快。」
新月国的那个联系人叫塔里克，是一个空军少校，和萨拉赫完全不同类型——话不多，精瘦，眼睛里有一种安静的锐利，像是一把藏在鞘里的刀，只有他开口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把刀有多快。
他们的谈话很短，大约四十分钟，但这四十分钟里塔里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准确的，没有废话，没有铺垫，直接到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