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坚持下去。母亲病了，波普伊则因为在火车上骚扰别人进了监狱。
有些农场不欢迎波普伊，一见到他来，小孩子们就朝他大声嚷嚷，农妇们赶紧闩门。波普伊穿着油乎乎的黑衣服，吃力地穿过别人家的院子，眼睛不由自主地滴溜乱转，显得傻乎乎的，或很猥琐。他会用恳求的语气轻声问道：“有人在——在家吗？”除了外表邋遢，他还咬舌，结巴，我父亲学他学得惟妙惟肖。在有些地方，波普伊会吃闭门羹，而在另一些地方，通常是不那么体面的人家，他却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给他吃的，仿佛他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只奇怪而无害的鸟儿，因为怪异而备受珍视。如果一个地方不欢迎他，他就不会再去了，会派我母亲去。他脑海里一定有一张周边乡下的地图，每家每户都在上面。有些地图会用小圆点标出哪儿有矿产资源，哪儿是历史古迹。波普伊的地图想必也一样，哪儿有一把摇椅、一个松木餐具柜、乳白玻璃碎片或一只护髭杯，无论是他确切知道的还是怀疑有的，都做了标记。波普伊和我母亲凑在餐厅一起看旧腌菜坛子上疑似工匠留下的标记时，我常听他对我母亲说：“为什么不去看看呢？”他跟我母亲说话或跟别人谈生意时从不结巴，声音柔和但不卑微，听起来颇有几分得意，又像是为自己出了一口气。哪个朋友如果和我一起放学回家，她准会问：“那个人是波普伊·卡伦德吗？”朋友会很吃惊，波普伊竟然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竟然会出现在别人家里。我很不喜欢和波普伊扯上关系，所以很想说那不是他。
说真的，没有几个人注意波普伊的性取向，人们可能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性取向。大家说他奇怪[6]，也只是“怪”的意思：古怪，反常，招人烦。他的结巴、滴溜乱转的眼睛、肥硕的屁股和满屋子的破烂儿都浓缩在这个词里了。他努力在达格利什这样的地方生存下来，任意的侮辱和莫名的同情对他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我不知道他是特别勇敢还是不太现实。当然了，他在斯特拉特福德的火车上向两个棒球运动员表达那样的暗示，确实不现实。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对波普伊最后那次倒霉的经历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她对这个人的看法。很多年以后，母亲在报纸上看到，我要去念书的那个大学有个老师因为争男伴在酒吧里和人打架被捕了。她问我报纸上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在保护一个朋友，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朋友，“男伴”是什么意思？
然后母亲说：“可怜的波普伊，总有人要找他的碴儿。其实他非常聪明，他的聪明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人在这样的地方活不下来，人们容不下他们，就是容不下。”
母亲可以开波普伊的车去拓展业务。有时候波普伊去多伦多了，我们就开着他的车出去过周末。如果不是有一拖车的货要拉回来，他出门一般会坐火车——就像我刚才说的，后来他不幸在火车上遇到了麻烦。我们自己的车年久失修，连镇子都开不出去，只能往达格利什开个来回，再远就不行了。我父母跟其他很多陷入大萧条的人一样，家里都有一些大物件，比如汽车或锅炉。这些东西慢慢变旧，没法修，也买不起新的。自己的车好用的时候，我们一夏天会去戈德里奇一两次，去那里的湖上玩，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住在乡下的姑姑们。
母亲总是说父亲的家庭很奇怪。说它奇怪，不仅仅是因为家里先有了七个女孩，然后才有了一个男孩，还因为这八个孩子中，有六个仍然生活在一起，住在她们出生的房子里。另外的两个，一个女孩小的时候死于伤寒，另一个就是我父亲，他逃出了那个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六姐妹很古怪，至少她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她们都是老古董，真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她们属于另一个时代。
我不记得姑姑们来过我家。她们不喜欢来达格利什这样的大镇子，也不敢离开家太远。姑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有十四五英里，她们没有车，平时出门驾马车，冬天则用马拉雪橇，那时别人早就不用马做交通工具了。她们一定来镇上办过事，我记得见过一次。一个姑姑在街上赶着马车，车顶高高的，像一顶黑色女帽。她侧身坐在座位上，除了看路，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众人的目光似乎让她感到痛苦，但她很固执，稳稳地坐在座位上，尴尬而又固执。她自成一景，和波普伊·卡伦德有得一比。我真的不能相信她就是我姑姑，这好像不可能。可是我记得早些年去过农场一次，也许不止一次，那会儿我还太小，记不清楚了。那时我还没有这种怀疑，不觉得她们有什么古怪。当时爷爷卧病在床，我想是快不行了，在爷爷身体上方挂着一把棕色的大纸扇，纸扇连着几根绳子，拉动绳子就可以给爷爷扇风。一个姑姑正在教我怎么拉绳子，这时楼下忽然传来母亲喊我的声音。我和姑姑对视了一眼，就像两个小孩听到大人叫自己一样。我当时一定觉得姑姑的眼神有些不寻常，和普通大人的眼神不一样，缺少必要的平衡感和界限感；不然我是不会记得的。
还有一件事和一个姑姑有关。我觉得是同一个姑姑，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坐在屋后的台阶上，旁边放着一只六夸脱的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晾衣夹。姑姑在为我做玩具娃娃，用圆头夹子做出大体的样子，用黑色和红色的蜡笔做嘴巴和眼睛，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些纱线，缠在夹子上做头发和衣服。然后她跟我说——我非常肯定她这么说了：
“这是位女士。她戴着假发去教堂，看到了吗？她可骄傲啦。如果起风了，会怎么样？她的假发会被直接吹掉。看到了吗？你吹吹看。”
“这是个士兵。看到他只有一条腿了吗？他的另一条腿在滑铁卢战役中被炮弹炸飞了。你知道炮弹是什么吗？就是那种从大炮里射出来的玩意儿。他们打仗的时候一点火，轰隆隆！”
夏末一个炎热的周日，我们打算开波普伊的车去农场看望姑姑们。父亲说不行，他不开其他男人的车——也就是说他不开波普伊的车，不想坐在波普伊坐过的地方——所以只好由母亲来开车。这样一来，整个出行都叫人觉得不踏实了，责任分配错乱了。
母亲不太熟悉路，而父亲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告诉她走得对不对。这有点捉弄人的意味，也不是没有怀疑和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是在这儿拐弯吗？还是在前边那个路口？等我看到那座桥，我就知道了。”
路线很复杂。达格利什附近的路大部分都是直的，但这儿的路或绕着山盘旋，或隐入沼泽不见。有些地方甚至只是两道车辙，中间夹着一排车前草和蒲公英；有些地方，野生浆果灌木丛的藤蔓爬过了路面。这些高大粗壮的灌木密实、多刺，叶子绿得发亮，近于黑色，让我想起为摩西让路的海浪。
前面就是桥了。这座桥就像连在一起的两节火车车厢，车皮没了，只剩下骨架，宽不过一条车道。旁边的标牌上写着：卡车不宜通行。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了，”车子颠簸着开上桥面时，父亲说，“那就是他了，梅特兰老爹。”
妹妹说：“哪儿？谁？你说他在哪儿？”
“是梅特兰河。”母亲说。
我们往下看，看到桥边的护栏已经脱落，棕色的河水清澈见底，河两侧雪松夹岸；河水漫过一些隐约可见的大石头，流向远处，泛出粼粼波光。我好想游泳。
“她们游泳吗？”我说的是姑姑们。我想她们如果游泳，也许可以带上我们。
“游泳？”母亲说，“我想象不出来。她们会游泳吗？”她问父亲。
“我也想象不出来。”
我们驶过河对岸阴暗的雪松树丛，沿着山坡往上走。我开始念叨姑姑们的名字。
“苏珊，克拉拉，莉齐，玛吉，死了的那个叫詹妮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