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脸怎么了？”莉迪娅回到车上时，邓肯问道。
“化妆了。我化了点妆，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儿。”
“能看到你脖子上的分界线，太明显了。”
这样的时候，莉迪娅会感到窒息。是挫败感，她后来对医生说，是自己想要的效果和能达到的效果之间的差距。她相信邓肯的爱——对她的爱——存在于他身体里的某个地方。只要极力取悦他，在一次次痛苦之后（这抹杀了她之前所有的努力），或假装对他毫不在乎，她就能把那份爱挖出来或吸引出来。
是什么让她有了这样的想法？是他。至少他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她能尊重他的隐私，对他不要有任何要求，并且努力改变她的外表和行为中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就会爱她，他们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在一起。他把这些逐条列出来，其中有些内容非常私密，她听后羞愧地大叫，捂上耳朵，求他收回这些话或不要再说了。
“就是不能和你讨论问题。”邓肯说。他说最讨厌别人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情绪外露了，但莉迪娅觉得不是这样。当她受不了那平静、详细的罗列而最终崩溃的时候，他好像感到一阵深深的满足和解脱。
“有可能是这样吗？”莉迪娅对医生说，“是不是他既想亲近女人，内心又充满恐惧，所以必须毁掉她？这么说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她急切地问道。
“那你呢？”医生说，“你想要的是什么？”
“想让他爱我？”
“不是你爱他？”
她想起邓肯的公寓：没有窗帘，比周围的建筑都高，屋里的东西没有好好摆放，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各种特殊的需要倒是都照顾到了：一尊雕塑放在文件柜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因为邓肯喜欢躺在地板上看它在阴影里的样子；一堆堆书就放在床边；为了躺在床上就能吹到风，床斜着放在房间里。
所有的杂乱其实都是秩序，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不容干涉。门厅尽头有块漂亮的小地毯，邓肯经常坐在那儿听音乐。还有一把又大又难看的扶手椅，附加部分可以放头和四肢，真称得上是设计的杰作。莉迪娅说那客人呢，客人来了往哪儿坐。邓肯说没有客人，这是他自己的空间。邓肯说话风趣，英俊潇洒，作为客人很受欢迎，但是他从不请别人来自己家做客。这对他来说合情合理，因为社交生活是别人的需要和发明。
莉迪娅会带鲜花过来，但除了插在床边地上的一只坛子里，就没处可放了。她从多伦多回来，也会带各种礼物：唱片、书，或奶酪。她弄清了如何在房间里穿行，找到了自己可以坐的地方。对老朋友，或者说任何朋友，她都不让他们打电话来或者来看她，因为有太多东西说不清楚。有时候他们会和邓肯的朋友见面，和那些人在一起她会紧张，觉得他们会把她归为某一类人加以揣测。她不喜欢看邓肯把那些趣闻轶事、滑稽模仿和讨好人的俏皮话——用来逗她开心的把戏——讲给或表演给别人。邓肯无法忍受沉闷无聊的气氛，莉迪娅觉得他瞧不起不会说俏皮话的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你得跟上他的节奏，得充满活力。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高度紧张的芭蕾舞者，浑身颤抖，唯恐下一轮会叫他失望。
“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我不爱他？”莉迪娅对医生说。
“你怎么知道你爱他？”
“因为当他厌倦我的时候，我非常痛苦，想从地球上消失，真的，想藏起来。我走在大街上，感觉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对我的鄙视，鄙视我的无能。”
“你没能让他爱上你。”
莉迪娅得怪自己。其实她和邓肯一样关注自我，但她隐藏得更巧妙。她在和邓肯比赛，比谁爱得更好。也在和其他所有女人比赛，尽管这听起来很荒唐。听邓肯称赞那些女人，或仅仅知道他还清楚地记得她们，都让她无法忍受。莉迪娅和很多同时代的女性一样，都认为爱情是可怕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对爱情的态度是不恭敬、不严肃的。她是贪婪的。她谈吐机智，语带讥讽，以此来掩饰无理的期望。她为邓肯做出的牺牲——忍受他生活中的种种安排、和朋友的相处模式，以及做爱的节奏和说话的语气——所有这些都是违心的，是明目张胆的，不是严肃认真的。这就是不恭敬，不体面。她把这份权力当作礼物送给邓肯，然后又不停地抱怨他拥有这份权力——开始是对自己，最后是对他。她就是来打败他的。
她是这样对医生说的。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最糟糕的不是弄清这些事的真假。只要醒着，我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分析他，分析我自己，可是都无济于事。我许愿，甚至祈祷，往许愿井里扔钱。我觉得他身上有种东西坚决不会让步，一定要摆脱我，所以他得找理由。但他说这是胡说八道，说只要我不再反应过度，我们就会很快乐。我只得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都是我的错。”
“你在什么时候觉得快乐？”
“他对我满意的时候，他开玩笑、高兴的时候。不，不，我从来没感到快乐过。是放松，就像克服了一个挑战，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胜利。但他总能让我手足无措。”
“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
“两个人中不总是有个这样的吗？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是我。你觉得问这些问题有用吗？可能只是自尊心？我不想一个人过，希望每个人都知道我拥有这样一个很不错的男人？可能是羞辱，我想被羞辱？知道这些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不知道。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