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赫布，我不需要借助照片就能想起他——我是说，如果照片上是他平时的样子的话。在屠宰厂他从来都是一个样子，在街上我碰到过他几次，也一样——在我印象中他从来没变过，只有一次例外。
赫布唯一不同于平时的一次就是摩根大骂布赖恩，布赖恩跑到街上去的那次。那时他脸上是什么表情？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因为当时我一直在盯着他看。其实没有太多不同，只是比平时更平和、更严肃了一些。如果非要形容那种表情，那只能说是羞耻了。可是为什么而羞耻呢？为布赖恩——因为他做了那样的事？那恐怕为时已晚，因为布赖恩什么时候不是那样？为摩根——他那么夸张地大吵大闹？为他自己——他以阻止这类打闹出名，这次却没能阻止？还是因为他没有维护布赖恩？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义务那么做——维护布赖恩？
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当我涉世稍深、至少对性知道得更多以后，我认定布赖恩就是赫布的情人；格拉迪丝也确实想引起赫布的注意，而这正是布赖恩羞辱她的原因——也许有、也许没有赫布的纵容与许可。像赫布这样有尊严、深藏不露又可敬的人通常会选择布赖恩这样的人，不由自主而又徒然地爱上一个堕落、愚蠢的家伙，这个家伙甚至连邪恶都说不上，连恶魔都算不上，只是胡搅蛮缠，惹人讨厌——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认定，赫布虽然性格温和、小心谨慎，但他在替自己向我们报仇——不只是向格拉迪丝，而是向我们所有人。布赖恩就是他报仇的工具。在我盯着赫布看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我们的不屑，恶毒的、幸灾乐祸的不屑；但也有尴尬，为布赖恩，为他自己，也为格拉迪丝，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所有人感到尴尬，为我们所有人感到羞耻——那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再后来我不这么想了。我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凡是自己不能真正理解的事情，都躲得远远的。现在，只要想到赫布那奇怪的、饱受折磨的表情，想到布赖恩不顾他的尊严瞎胡闹，想到我自己对赫布神秘的关注，希望有机会出其不意地靠近他，待在他身边——想到这些，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对于一个永远都不可能答应你的人来说，想象和他亲近是多么迷人、多么愉快的事啊！现在我仍然会受到这种男人的吸引，想象着他们的许诺和拒绝；对他们仍然充满好奇，不管是基于事实还是猜想。
喝完酒，我想对赫布说点什么，于是站在他旁边等待机会。要等到没人和他说话、他也不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要等到大家的声音越来越吵，盖过我声音的时候才能说。
“很遗憾你的朋友不得不离开这儿。”
“没关系。”
赫布的态度很友好，很快乐，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进一步打听或谈论他的生活。他知道我想干什么，一定早就知道了，他在很多女人那里都有过经验，也知道如何应对。
莉莉的马克杯里又添了些威士忌。她说有一次她和最好的朋友（已经死于肝病）女扮男装，混进啤酒馆的男士区。那里写着“男士区”，她们想看看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一边坐在角落里喝啤酒，一边睁大了眼睛看，竖起耳朵听。没人多看她们一眼，或起一点疑心，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现在我们该去哪儿？要是转到另一边去女厕所，叫人看到，她们一定会大喊大叫的。要是去男厕所，也一定会有人发现我们不对劲。你知道，啤酒下肚后，很快就想上厕所！”
“你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没干过？”玛乔丽说。
好几个同事给我和摩基建议，叫我们及时享乐，但不要惹是生非。他们说他们也曾经年轻过。赫布说我们都是好同事，活儿干得漂亮，但他不想留大家到太晚，免得和哪位的丈夫闹不愉快。玛乔丽和莉莉说她们不在乎自己的丈夫，但艾琳说她爱她的丈夫，他不是叫人从底特律拖回来和她结婚的，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不是真的。亨利说只要身体好，生活就很好。摩根衷心祝愿大家圣诞快乐。
我们走出屠宰厂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雪，莉莉说像圣诞贺卡上的一样。没错，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围着人们门外的彩灯盘旋，确实像圣诞贺卡上的一样。摩根开着他的卡车送亨利和艾琳回家，以示对老人、孕妇以及圣诞节的尊重。摩基穿过田地，抄近路走回家。赫布是一个人走的，他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身子有点摇摇晃晃的，像走在湖船的甲板上。玛乔丽、莉莉和我像老朋友一样挽着胳膊往回走。
“我们唱歌吧，”莉莉说，“唱什么呢？”
“《三个国王》？”玛乔丽说，“《三个取火鸡内脏的人》？”
“《我梦想有一个白色圣诞节》。”
“梦想什么？你已经有了啊！”
于是我们唱了起来。
事故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弗朗西丝在汉拉蒂高中二楼的一扇窗户前走来走去。那是1943年，弗朗西丝的穿着在当时算得上时髦：暗色的格子裙，与裙子相同材质的三角形披肩；披肩缀着流苏边，垂下来的末端塞在裙子里；米色的缎子衬衫（是真的缎子，这种面料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不见了），衬衫前面和袖子上各有一排珍珠形状的小扣。她刚来这所高中教音乐的时候从来不穿这样的衣服，随便一件旧毛衣和裙子就够了。这个变化没有逃过人们的眼睛。
合唱团在楼下排练，弗朗西丝来二楼没什么事。为了准备圣诞节的音乐会，她很用心地指导学生们。音乐会必唱的一首歌是《他会为信众提供食物》，然后是《休伦颂歌》（有个家长不满，因为听说这首歌是一个牧师写的），《橡树之心》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当时的局势需要有爱国歌曲，还有《沙漠之歌》，他们的自选曲目。现在孩子们唱的是《圣城》，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尤其是胸大无脑的姑娘们和唱诗班的女士们。高中女生能把弗朗西丝气个半死，她们一会儿要关窗，一会儿又要开窗；开窗怕被风吹着，关窗又热得要晕倒。这些女孩子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总担心哪里出了问题，时刻留意着自己的心跳，不停地说着自己的痛苦。她们开始由女孩变为女人了，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身体开始前凸后翘；本来很平常的一些事，自己却觉得很重要；开始变得怯懦、迷糊、倔强；身上散发出紧身胸衣的气味；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新发现——在唱诗班唱歌的时候，会有男人像看祭品那样看着她们。完全是令人沮丧的性意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他跟我走在一起，和我说着话，他告诉我，我属于他。”
弗朗西丝假装去教师厕所，让学生们自己练习。到了厕所，她只是打开灯，看着自己的脸：不是全神贯注的表情，也没有因为激动而脸红。她的脸长长的，皮肤很白，鼻子很大，棕色的眼睛清澈明亮；卷曲、蓬松的短发有褐色和红褐色两种颜色。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弗朗西丝感到很欣慰。她喜欢自己的样子，照镜子通常让她感到精神振奋。好像大多数女人（至少书里是这么写的）都缺乏自信，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弗朗西丝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可能恰恰相反。她并不是觉得自己漂亮，只是觉得这张脸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和信心。有时候她会想起在音乐学院上学时一个叫纳塔莉的女孩，是拉小提琴的。那个女孩脸色苍白，一头短短的卷发，脸瘦得皮包骨头。可是没想到，人们有时候竟然会把她俩认混。更让人吃惊的是，弗朗西丝通过一系列普通朋友和知心密友得知，纳塔莉也和她一样烦恼。弗朗西丝曾经跟音乐学院的学生保罗订婚，当她跟保罗说要取消婚约时，保罗用冷漠、苛刻的口气说：“哦，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吗？要知道，你又不是什么大美女。”此前的谦恭和深情荡然无存。
弗朗西丝关上灯。她没有回合唱团，而是来到楼上。冬天的上午，学校里有些沉闷，天气还不太暖和；乡村的孩子们天亮前就离开了家，这会儿打着哈欠，冻得发抖；他们揉揉眼角，想把睡意赶跑。但是到半下午这个时候，弗朗西丝感到这里有种舒适的嘈杂和令人惬意的昏昏欲睡。深色的踢脚板吸收了光线，衣帽间静悄悄的，里面放满了羊毛大衣、围巾、靴子、溜冰鞋和冰球棍，衣服上的汗在蒸发。教室的门顶窗开着，里面传来老师有规律的指令声，是法语听写，是老师在讲述无可争辩的事实。与这秩序和顺从同时存在的，是一种熟悉的压迫感。它来自渴望或预感，就像你有时候在音乐或风景画中感受到的那种奇怪的东西一样，无法抑制，像要冲出来，但没有冲出来，而是消失了，不见了。
弗朗西丝正对着科学课教室的门站着。这间教室的门顶窗也开着，教室里传来叮当作响的声音、挪动凳子的声音和孩子们小声的说话声。他一定是正在让学生们做实验。让弗朗西丝感到荒唐和可耻的是，自己的手心竟然出汗了，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就像钢琴考试前或表演前那样。她好像制造出了那种危机感——接下来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面临灾难，既有自己，也涉及别人——这真是愚蠢又做作。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和泰德·马卡瓦拉的婚外情？她很清楚别人会认为这件事有多愚蠢，她没有失去理智。不过没关系，如果愚蠢就是轻率和冒险，那么她不在乎。也许她想要的就是一次冒险呢。但有时候她也想，恋爱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虽然说不上是假的，就像那些愚蠢的表演一样，是拙劣的编造。在这一点上她不能冒险，于是她丢开了这个想法。
教室里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听得出来，是在表达困惑和抱怨。（高中女生的另外一个特点：听不懂就会哭哭啼啼；相比之下，男生的咕咕哝哝和不屑一顾就好多了。）接着是泰德的回答和解释。他的声音不大，弗朗西丝听不清楚。她想，他可能正俯身专心地做某件平常的工作，比如把本生灯[12]的火苗调低。她喜欢这么想他：勤勉、稳重、有耐心；可是她知道（听别人说过），泰德在课堂上的行为与他给自己或其他同事的印象大相径庭。他习惯用轻蔑的口气说起自己的工作和学生。如果有人问他喜欢怎么惩罚学生，他会说哦，不怎么惩罚，可能对准嘴来一拳，也可能在屁股上踢一脚。而实际上他对学生却是又哄又骗，用各种把戏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会用笨蛋高帽[13]和生日哨子做道具，会夸大其词地骂学生愚蠢，还曾经在水池里一份一份地烧掉他们的试卷。“真是个怪人。”弗朗西丝听学生这样说过他。她不喜欢别人这么说他。她相信学生也是这么说自己的。她也有过分的时候，孩子们唱得不好时，她会抓着自己浓密的头发抱怨道：“不，不，不。”但她希望泰德不要这样。有时候她会避免在别人面前提起他，也不想听别人谈论他。大家都说泰德和善，但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听到的却是不解和鄙视。她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地伪装自己？因为她知道泰德是怎么看这个镇子、怎么看这里的人的，或者说知道他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