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沿着走廊向前，左转，然后顺利地爬上一个缓坡。克罗斯夫人能听到基德夫人的喘息声。
“也许接下来的路我自己可以走。”
“不，你不行。”
上了缓坡后再左转，就能看到克罗斯夫人的房间了，中间还隔着三扇门。
“现在我要做的，”基德夫人一字一顿地说，试图掩饰自己的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使劲再推你一下。这样正好把你推到门口。”
“你行吗？”克罗斯夫人有点不太相信。
“当然。然后你就自己进屋，上床躺着，慢慢定下心来，再按铃叫看护姑娘过来，让她把轮椅还给我。”
“你不会让我撞到什么吧？”
“看我的吧。”
说完，基德夫人把握好力度，稳稳当当地把轮椅推了出去。轮椅平稳地向前滑动，刚好在她说的地方停下来，停在了克罗斯夫人的门口。克罗斯夫人本来赶紧抬起了双手双脚，现在她放下手脚，满意地朝基德夫人点了点头，表示服输，转身安全地滑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看到克罗斯夫人进了屋，基德夫人就瘫倒在地上。她背靠墙，双腿直挺挺地伸着，坐在凉凉的油地毡上。她祈祷在自己恢复好体力往回走之前，不要碰到哪个多事的人。
不幸的故事
朱莉穿着粉白条纹的衬衫式连衣裙，戴着有蕾丝花边的米黄色草帽，帽檐下别了一朵粉红色的玫瑰。她在街上朝我大步走来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顶帽子。有那么一瞬间，我没认出她来。最近几年我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在公共场合见到朋友时不能立刻认出来，他们看上去总是比我预想的老。朱莉倒不显老，但这身打扮确实超出了我对她的想象。主要是那顶帽子。我在想，真有意思，那个高高的、有些男孩子气的女人戴着这样一顶帽子，有几分英气，又有几分可笑。后来我认出来是她，便赶紧过去打招呼。我们在一家街边餐馆的遮阳伞下坐下来，一起吃午饭。
自从五月开会见到她，我们已经两个月没见面了。我是从外地赶来的，晚上就回去，朱莉就住在多伦多。
她很快就把近来发生的事告诉了我。她坐在那儿，看起来很漂亮，脸部线条在帽檐的掩映下显得更柔和了，黑色的眼眸神采飞扬。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朱莉说，“你说这像不像曾经风靡一时的那种结局反转的讽刺故事？我还真以为你是叫我过来保护你的呢。不，准确地说不是保护，这么说太俗了。但我想你一定是觉得不对劲，谨慎起见，就叫我过来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吗？这种故事怎么就不流行了呢？”
“因为结局太容易预料了，”我说，“或者人们觉得事情那样发展不真实，或者他们觉得，事情怎么发展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觉得！不觉得容易预料啊！”朱莉说。有一两个人朝我们看过来，这里的餐桌相隔太近了。
朱莉做了个鬼脸，往下拉了拉帽子，顺手把那朵玫瑰往太阳穴上压了压。
“肯定是我声音太大了，”她说，“最近总是迷迷糊糊的。我只是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顶帽子看起来傻不傻？算了，说正经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车里讲的那件事，说一个男人带你去拜访几个有钱人？记得那个有钱的女人吗？那个叫人讨厌的女人。记不记得你说过有两种爱情，其中一种是大家都不想错过的？唉，当时我就想，我是不是两种都错过了？甚至到现在都分不清哪种是哪种。”
我正要说“莱斯利”，这是朱莉丈夫的名字。
“不要提‘莱斯利’，”她说，“你知道那不算。我也没办法，可就是不算。所以当时我想——本来是要开个玩笑的——但我想自己是多么渴望爱情啊，哪怕浮光片影也好！”
“道格拉斯总比浮光片影好吧？”我说。“那倒是。”
五月份的那次会议结束后，大巴车停在夏日酒店门口，等着送参会者回多伦多或去机场。我去朱莉的房间找她，看到她正在往背包里收拾东西。
“我找了辆回多伦多的顺风车，”我说，“如果你不愿意坐大巴，想和我们一起走的话，就来吧。还记得昨天晚上我介绍你认识的那个人吗，就是那个叫道格拉斯·赖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