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朱莉说，“我和这些人待得有点够了。我们需要和他聊天吗？”
“不用聊太多，他会和我们聊的。”
我帮她背上背包，我想她可能没有小旅行箱。朱莉穿着旅行靴和牛仔夹克——这不是装模作样，她真的可以走回多伦多。每年夏天她都会和丈夫、孩子们去布鲁斯小径徒步。朱莉的生活就是这么健康。她还会自己做酸奶、全谷面包和格兰诺拉麦片。你可能觉得，我把朱莉介绍给道格拉斯认识，会很担心，因为任何好东西到了道格拉斯那里都会成为挑衅。我听他跟人说过酸奶可以致癌，抽烟有益心脏健康，鲸鱼令人讨厌。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漫不经心地说出这些话，还高高在上地抛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虚假数据和瞎编的细节。听他说话的人会感到愤怒、困惑或受伤，有时三者兼而有之。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考虑过朱莉会怎样对付道格拉斯，即便考虑过，也一定是觉得朱莉没事。她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她知道自己有哪些手段，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在做什么，有哪些困惑。没有人骗得了她，可以让她违背自己的初衷去支持某项公益事业。
我和朱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她在多伦多工作，是一名童书管理员。我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她帮我找的，至少是她告诉我的。这是渥太华谷的一个流动图书馆，我负责开车并兼任图书管理员。我离婚很久了，所以朱莉找我来谈这个问题很正常，她说和很多人都没法谈。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她到底应不应该尝试一个人生活？她说她的丈夫莱斯利冷酷、肤浅、顽固、感情上很吝啬，忠诚、正直、高尚而又脆弱。她从来都没有真正想和他在一起。她可能无法忍受对他的思念，或者只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生活。她不幻想自己还能吸引别的男人，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的感情、人生或别的什么东西——一切都被白白浪费了。
我听她说着这些，觉得很多女人都会有这样的抱怨。说实话，我离婚前就常说这样的话。可是她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对这种状态又有多介意？这样的抱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婚姻获得某种平衡并维系下去？我问她有没有爱过别人，她说曾经以为自己爱过，那是在海滩上遇到的一个男孩，但那次经历根本就是胡闹，所以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还有一次是最近几年的事，有个男人觉得爱上她了，但同样是胡闹，也没有任何结果。我说一个人生活当然有很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是要三思而后行。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比朱莉勇敢，因为我冒过险，而且不止一次。
我、朱莉和道格拉斯·赖德在一家餐馆吃午饭。这家餐馆开在一栋白色的旧木楼里，楼下是一个小湖。这个小湖是一连串湖泊中的一个。从前没修路时，这儿有个码头，度假的人们乘湖船来到这里，生活用品也靠船运。楼两边都是树，一直延伸到湖边，其中大部分是白桦和杨树。虽然已经是五月了，但树叶还没有完全长出来。你能看到树枝上有一层朦胧的绿色，仿佛是空气的颜色，树下有很多白色的延龄草。虽然太阳一直在努力冲出云层，但天还是阴沉沉的。湖水泛着波光，看上去凉凉的。
我们在长长的玻璃前廊里，坐在款式各异、颜色鲜艳的旧餐椅上。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所以这里除了我们再没有其他客人了。我们吃了烤鸡。
“这是礼拜日的正餐，真的，”我说，“是礼拜日从教堂回来后吃的正餐。”
“这地方很不错。”朱莉说。她问道格拉斯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道格拉斯说这些年来他整个省都跑遍了，当然知道哪儿有什么。他负责为省档案馆收集和购买各种旧的日记、信件、记录之类的东西，以免这些文件消失或被外省、外国的收藏家买走。他会追随各种线索或凭直觉去寻找，找到宝贝的时候，也并不总是能立即入手，常常需要说服那些讳莫如深、疑心重重或贪得无厌的物主，还要对付私人商贩。
“说真的，他有点像海盗。”我对朱莉说。
道格拉斯给我们讲那些私人商贩的故事，他的竞争对手们的故事。那些人有时候会搞到很珍贵的材料，然后想厚颜无耻地转卖给他，或卖给国外出价最高的人——他发誓一定要避免这种灾难发生。
道格拉斯个头很高，大部分人都会忽视他微凸的肚子，觉得他很瘦；人们会觉得他肚子上的那点肉可能是最近才长出来的，与他整个人不相符，也许很快就会消失。他的头发是灰白色的，剪得很短，也许是为了让那些上了年纪的保守的物主更放心吧。在我看来，他像个大男孩，我不是说他表情坦率、面色红润或容易害羞；我想到的是那些艰难的青春岁月，那些你常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照片中看到的活泼而又刚毅的面孔。道格拉斯就是这样，他的样子保持得很好，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老。噢，那些谦虚和满足的表情背后隐藏着多少秘密！和这样的人坠入爱河是迅速的，隐秘的，令人惊奇的——走出爱河亦是如此。他和朱莉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他。他说那些买卖旧书、旧报的人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古板守旧，神秘莫测；他们不是上了年纪的神秘收集者，而是胆大妄为的流氓无赖，有着赌徒和骗子一般的直觉；在这个行当里，就像在其他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里一样，阴谋诡计、坑蒙拐骗和恃强凌弱无处不在。
“一和书沾上边，大家就会这么想，”朱莉说，“人们对图书管理员的印象也一样。想想你多少次听人们议论，说某某人不像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吧！你怎么没想过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呢？”
朱莉很兴奋，正喝着酒。我想这是因为她在会上太活跃了。她有开会的天赋，而且从不介意多出力。她可以从从容容地在全体大会上发言，毫不怯场，对议事程序也很熟悉。她说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喜欢会议、委员会、内部简报之类的东西。她曾在家长教师联谊会、新民主党、一神论教会、租户联盟和好书俱乐部工作过，把很多时间都献给了各种机构。她说这也许是一种瘾，但每次在会上环顾四周，都不禁觉得开会还是有好处的，它让人们觉得并非所有事都混乱不堪。
那么，在本次会议上，朱莉说，谁，谁才是典型的图书管理员？他们在哪儿？的确，她说，你也许认为，当初把那样的形象刻在人们脑子里还颇费了一番工夫呢。
“但这并不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过程，”她说，“图书管理员确实是一个有点与世隔绝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干这行的人个个都胆小怯懦，无精打采。绝非如此。这一行里多的是奇人怪癖，完全不乏性格张扬、个性开朗的人。
“老疯子嘛。”道格拉斯说。
“这种形象在某些地方仍然根深蒂固，”朱莉说，“今天早上，会议中心主任过来找主席，问她是否需要那些夜不归宿的人员的名单。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竟然认为我们对这些事感兴趣。”
“不感兴趣吗？”我说。
“我是说，明面上不会。再说了，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些信息的？”
“卧底，”道格拉斯说，“A.G.P.M——业余公德守护者组织。我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点像防火监察员。”
朱莉没接他的话，只是闷闷不乐地说：“我想都是那些年轻人吧？”
“你在羡慕性革命，”道格拉斯摇摇头说，“不过我想那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是吧？”他看着我说。
“我想是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