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他们的小货车走的时候，朱迪丝的语气好多了。唐提着我的手提箱走在前面，朱迪丝说：“我跟她说你会担心的。不过别担心，她没事的，相信我。”
有唐在场，我感到很不自在，不希望他听到这些事。我能想象出他们之间的谈话——唐和朱迪丝，或者唐、朱迪丝和尼古拉（姐妹俩有时关系不错），也可能还有我压根不认识的人——他们会说起我。朱迪丝和尼古拉会一起回忆童年趣事，有分析，有遗憾，有责怪，有谅解。我真希望自己生的是一儿一女，或两个儿子，那样他们就不会这样了——儿子不可能知道母亲这么多事。
我年轻时也一样，跟朱迪丝这么大的时候，也会和朋友聊天，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或深夜时分在租金低廉的学生宿舍里边喝咖啡边聊。像尼古拉这么大的时候，我已经有她了。我要么把她放在手提式婴儿床里，要么任她在我腿上扭来扭去；那时我喝起了咖啡，温哥华每个下雨的午后，我都会和一个邻居边喝咖啡边聊天。那个邻居叫露丝·布德罗，她读过很多书，当时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十分迷茫。我们聊父母，聊童年，不过有段时间对自己的婚姻只字不提。我们对父母来了个彻头彻尾的分析，悲叹他们的婚姻，悲叹他们错误的人生目标或对人生目标的恐惧。我们那么熟练地给父母贴标签，下断语，不留更改余地。多么自以为是！
唐走在我们前面。这个苦行僧样的男孩个子高高的，一头圣方济各式的黑发，胡子修得一丝不乱。我看着他，心想他有什么权利知道我的事，那些连我自己可能都忘了的事。我觉得他的胡子和发型都很不自然。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知道吗？你长大成人的那些年，哦，在我记忆里一团模糊，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当时很不高兴。我可清楚地记得哪年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幕幕痛苦的回忆。我记得哪一年在本博女装店看过橱窗里的晚礼服。整整一个冬天，每周都有一件新礼服摆出来，被聚光灯照得通亮——衣服上有闪光的饰片，轻盈的薄纱，还有玫瑰、丁香、蓝宝石和水仙花——我冻得瑟瑟发抖，站在泥泞的人行道上眼馋地望着里面。我记得哪一年模仿母亲的笔迹在一份糟糕的成绩单上签过字，哪一年出的麻疹，哪一年给客厅贴过墙纸。但是朱迪丝和尼古拉小时候（那时我和她们的父亲还在一起），没错，我的记忆也是一片模糊。我记得晾尿布，收尿布，叠尿布；记得两处住房的厨房长台和放脏衣篮的地方；记得电视节目：《大力水手》《三个臭皮匠》《娱乐大世界》；《娱乐大世界》一开始，我就得开灯做晚饭了。我记得这些，但分不清哪年是哪年。我们住在温哥华郊外一个叫多米尔、多摩儿还是多莫斯的住宅区。那时候我整天困倦不堪，怀孕时困，夜里起来给孩子喂奶困，西海岸多雨的天气也让我昏昏欲睡。雨水滴滴答答，从黑幽幽的雪松和亮闪闪的月桂树上滴下来；主妇们打哈欠，小睡，串门，喝咖啡，叠尿布；丈夫们晚上跨过河从市里下班回家。每天晚上当我亲吻穿着湿漉漉的巴宝莉雨衣回家的丈夫时，都希望他能把我从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唤醒。我给他端来肉、土豆和他允许我给他做的四种蔬菜中的一种。他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在客厅的沙发上倒头就睡。那时的生活老套、刻板，二十多岁的我们竟然比中年时更像中年人。
那狼狈不堪的几年却永远地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里。院子里的某些角落我从来没去过，她们却会永远记得。
“尼古拉不想见我吗？”我问朱迪丝。
“她经常谁都不想见。”朱迪丝说。她走上前去，碰了碰唐的胳膊。我知道，那是在表示歉意和不安，是在给对方安慰。那样碰一个男人，是告诉他你很感激他，知道他在为你做自己不喜欢的或有点丢面子的事。看到女儿这样去碰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男孩——比见到外孙都让我觉得自己老。看到朱迪丝紧张不安的样子，我能预知到她对唐的殷勤和顺从。我敦实的、金发碧眼的、坦诚率直的孩子，我凭什么认为她感情不丰富，说话永远直来直去，不太考虑别人的反应，不依赖别人？
就像我到处说尼古拉狡猾、孤僻、冷漠、迷人一样，肯定有人知道她另外的一面。
第二天早上，唐和朱迪丝出发去墨西哥了。我决定见一个不相干的、不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人，于是打电话给一个旧情人，听到的却是答录机留言：“我是汤姆·谢泼德。九月份我不在城里，有事请留言，并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汤姆的声音听起来如此亲切、愉快，以至于我竟然在电话这头问他：我怎么这么愚蠢。我挂掉电话，感觉汤姆好像故意让我失望似的，就像我们约好了在某个公共场所见面，他却没有出现。我记得他这么干过。
还不到中午，我就给自己倒了一杯苦艾酒，然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哦，真巧，”他说，“再过一刻钟你就找不到我了。”
“你要去市中心吗？”
“去多伦多市中心。”
他说要去医院。达格利什的医生想让多伦多的医生给他看看，让他带了一封信，说到时候给急诊室的人看。
“急诊室？”
“不是急症，他只是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吧。他认识那里的一个医生，要是预约，可能要等好几周呢。”
“他知道你要开车去多伦多吗？”
“哦，反正他没说我不能开车去。”
结果就是我租了一辆车，开到达格利什，把父亲接到多伦多，当晚七点前送进了急诊室。
朱迪丝临走前，我问她：“你确定尼古拉知道我在这儿吗？”
“我告诉她了。”
有时候电话铃会响，但都是朱迪丝的朋友。
“哦，看来这个手术得做。”父亲说。那是他住院的第四天，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看来还是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