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的雨不大，淅淅沥沥的，从早上一直下到傍晚，把九龙塘的街道浇得湿漉漉的，梧桐树的枝丫上挂满了水珠，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
王升坐在旺角一家旅馆客房里，窗帘半拉着，光线昏暗。桌上摊着几份《大公报》，剪报用回形针别在一起，边角被手指翻得起了毛。烟灰缸堆满了烟头，有些只抽了一半就掐灭了，烟嘴上有深深的牙印。他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三天，吃的是楼下茶餐厅的外卖，睡不到五个小时。毛人凤的急电还压在手边——「三天之内，查出『一民』是谁。」
今天就是第三天。
他把最后一份剪报放下，揉了揉太阳穴。这篇「军统秘闻」他读了不下十遍，每一个字都刻在脑子里了。文风扎实，不煽情，不卖弄，细节具体到日期、地点、人名。写毛人凤的那段——「谦卑恭顺」「手比谁都狠」——他读的时候后背发凉。这不是外人能写出来的。写的人一定在军统内部待过，而且级别不低。但「一民」这个署名没有任何线索，没有地址，没有真实姓名，稿子只出现在《大公报》上，其他报纸没有转载。这说明作者与《大公报》有直接联系，也许是熟人，也许是特约。
王升决定从《大公报》内部入手。他不认识《大公报》的人，左派报纸的编辑，保密局向来不接触。但他认识一个中间人——老吴，在南洋做橡胶生意，早年跟军统有过合作。老吴跟《大公报》印刷厂的一个排字工人有交情，姓黄，四十多岁，好赌，欠了一屁股债。这种人最好收买。
他在旅馆等了一上午。十一点刚过，敲门声响了，三下，不轻不重。王升打开门，老吴站在门外，身后跟着一个瘦高的男人。四十多岁，脸色蜡黄，眼袋很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目光躲闪，不敢跟王升对视。
「王先生，这是老黄。」老吴侧身让了让，压低声音，「他在《大公报》印刷厂干了好几年了。」
王升把两个人让进屋，关上门。茶楼雅间太显眼，旅馆房间更方便，隔音也好。他请老吴和老黄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与对面的人隔了一张茶几。茶壶里的水已经凉了，他没有去换，给自己倒了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
老黄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来回搓着，像是有点紧张。王升打量了他几秒钟，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只牛皮纸信封，厚厚一叠，放在茶几上，推到老黄面前。老黄的目光落在信封上，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黄师傅，」王升的声音不大，但很平稳，「我想知道『一民』的稿子是怎么到报社的。是谁送来的，还是邮寄的，有没有联系方式。」他把信封往老黄面前又推了推，「只要你说实话，这就是你的。够你还清赌债，还能剩不少。」
老黄盯着那只信封看了几秒钟，伸手拿起信封，没有打开，塞进了工装内兜里。他的动作很快，像是怕被人看见，又像是怕自己反悔。他把拉链拉好，拍了拍，确认信封不会掉出来。然后他擡起头，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三个人能听见。
「王先生，我说了，你可别跟别人讲是我说的。」王升点了点头。老黄舔了舔嘴唇，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一民』的稿子不是作者直接送来的，甚至没经过编辑之手。每次都是主编亲手交给印刷厂的，亲自交代排版要优先，不能耽搁。」
王升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稿子是从哪里来的？邮寄的？还是有人送来的？」
老黄摇了摇头。「不知道。稿子到我们排版车间的时候，已经是誊清稿了，没有信封，没有地址。谁送来的、从哪儿来的，只有主编知道。我们只管排版。」
王升沉默了一会儿。「你们主编是什么人？」
老黄想了想，说：「姓林，四十出头，戴眼镜。听说是早年参加过抗战，后来从大陆到香港的。」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什么，又像是在犹豫该不该说，「我听车间里有人讲，林主编跟中共那边的人有来往。有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稿子交下来，不经过正常的投稿渠道，直接送到他手上。」他把「特殊」两个字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不方便大声讲出来的词。
「什么『特殊』的稿子？」王升追问。
老黄摇了摇头。「不晓得。我不问那些事，只管排版。」
王升没有再问。老吴识趣地站起来，拍了拍老黄的肩膀。「走吧。」老黄连忙站起来，跟着老吴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王升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推门出去了。门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王升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中缓缓升腾，模糊了他的脸。他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转——主编亲自交代，稿子来源不明，与中共有关系。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投稿线索，这是一条有组织、有背景的信息渠道。如果把「一民」跟中共联系起来，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不是某个老军统闲得无聊写回忆录，是有人在有组织地利用这些材料。
他本想直接去接触那个姓林的主编。但转念一想，《大公报》是左派报纸，背后有中共背景。如果贸然行动，不仅查不出结果，还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他想起上次阮清源在香港活动被英国警方警告的事，那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吗？他决定先把情况汇报给毛人凤，让上面定夺。
电话打到台北保密局，接线员转了两道，毛人凤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沙哑，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烦躁。「查到了吗？」
王升把从老黄那里得到的情报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他说得很快，但很清楚，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隐瞒什么。毛人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王升以为他挂了电话。
「一定是中共的阴谋。」毛人凤终于开口了，声音冷得像铁，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们想用军统的丑事来打击我们。这些材料，不是一般人能拿到的。但作者如果不是军统内部的重要人物，不可能知道那么详细。这个人一定是叛徒，投靠了中共，现在被中共利用来写这些东西。」
王升顺着毛人凤的思路想下去，也觉得有道理。中共在香港有情报网络，有宣传渠道，《大公报》就是他们的阵地。如果他们手里有一个投诚的军统高层，利用他来写这些文章，既能打击国民党，又能为中共的宣传造势，一举两得。但问题是——这个人是谁？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可能的人选：曾在军统任职、后投共的，有几个人，但那些人要么不在香港，要么已经去世了。符合「了解大量内幕」「级别够高」「还活着」三个条件的，他一时想不出。
毛人凤在电话那头又说了一句：「不管是谁，都要查出来。这个人不查出来，我们谁都别想安生。」
王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个一直堵在嗓子眼的问题说了出来。「局座，会不会是沈醉他们？那些人被俘之后——」
「不可能。」毛人凤打断了他，语气笃定得像是在说一加一等于二，「沈醉他们早就被枪毙了。共产党不会留他们的命。那些将军们可以当战俘养着，军统的人？手上沾了多少血？共产党能放过他们？」
王升没有反驳。保密局一直对外宣称，那些手上沾满共产党鲜血的特务，被俘后已经全部被枪决了。连毛人凤自己都信了——按他们的逻辑，国民党将军被俘还能活，军统特务被俘怎么可能不枪毙？王升自然也深信不疑。他完全没想到白公馆里那些人还活着，还在写。他的思路被「已被枪决」这道墙堵得死死的。
「局座，」王升斟酌着措辞，「与其大张旗鼓去查一个查不到的人，不如暂时冷处理。读者都是健忘的，过几天就没人记得了。如果继续追查，反而会让更多人关注『一民』，到时候更难收场。」
电话那头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王升能听到毛人凤的呼吸声，粗重，不均匀，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慢慢往前走，不知道前面是墙还是悬崖。他等了大概有半分钟，也许更久。然后毛人凤的声音响了起来，沙哑，疲惫，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跟自己说话。
「就这样吧。你继续在香港盯着，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
挂了电话。听筒里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然后就是嘟嘟嘟的忙音。王升握着话筒，停了几秒钟，才放回去。那一声叹息在他耳朵里响了很久，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水里，涟漪散不开。
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九龙塘的街灯已经亮了，光晕在雨中化成一团一团的黄晕，梧桐树的枝丫在灯光中投下交错的影子，像一幅铁画。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的灯光，明灭不定，像是谁在黑暗中慢慢地眨眼。他忽然想起沈逸川。那个人也在写军统，但他写的是小说，是编的。「一民」写的是真事。小说再真也是编的，回忆录再平淡也是真的。读者分得清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毛人凤被这些「真事」气得住了院，而他连对方是谁都查不出来。
他摇了摇头，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拉上窗帘。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的，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又像是有人在替他叹气——别查了，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