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清晨，雾还未散尽，唐宁街十号的卧室里，邱吉尔已经醒了。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睡袍，踩着拖鞋走下楼梯，胖墩墩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笨拙。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一杯威士忌兑苏打水，一碟培根煎蛋，还有几份报纸。秘书每天都会把他的报纸叠好放在右手边，《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一份他特别交代的、从伦敦市区报摊买来的《伦敦小说报》。他早就知道，今天这份报纸上会刊登那个香港作家专门写给他的小说。
他坐下来，先把威士忌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拿起《伦敦小说报》。作为首相，他在电影、小说、诗歌里被人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人把他写成英雄，有人把他写成小丑，有人把他写成脾气暴躁的老头。他都不在乎。
但今天这个有点不一样——那个香港作家沈逸川（笔名李少将），是真正的前民国军统少将，写谍战出了名。
更重要的是，邱吉尔刚刚用一份赦免令「拆散」了他的家庭——至少香港的报纸是这么说的——穆晚秋留在了香港，但沈逸川已经娶了方若云。前妻和新婚太太同住一个屋檐下，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八卦的好材料。
邱吉尔想知道，这个中国人会怎么写他——是感谢自己给他换了一个新老婆？还是痛恨自己让他不得不同时面对前妻与新婚妻子的痛苦？
他翻到副刊，标题赫然在目——《不列颠党卫军》，署名李少将。
邱吉尔愣了一下，党卫军，那是希特勒的特务组织，希姆莱的爪牙，纽伦堡审判后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名字。
「我的大英帝国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他嘟囔了一声，继续往下看。副标题写着：「仅以此文献给邱吉尔首相。没有他，英国的历史以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将完全不一样。」
他哼了一声，端起威士忌又喝了一口。「这话说得虽然听着令人脸红，但却是实情。」他放下酒杯，继续读第一段。
「1940年希特勒征服法国，英国国王匆匆任命邱吉尔为首相主持对德战争。当年6月13日，邱吉尔在访问并劝阻法国投降途中飞机被击落，壮烈殉国。」
邱吉尔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报纸差点被他撕了。他的手指攥紧了报纸的边缘，嗓子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的声音。「我……死了？」他重重地把报纸拍在桌上，咖啡溅了出来，培根煎蛋的盘子跳了一下。秘书在门口探了一下头，被他瞪了一眼，缩了回去。
他深吸了一口气，没有撕报纸。他见过大风大浪，被德国人炸过，被议会骂过，被选民赶下台过。一个中国人写小说把他写死，他还不至于失态。但他确实生气了。他把报纸重新拿起来，手指还攥得紧紧的。他倒要看看，这个混蛋接下来会怎么写。
镜头切换到香港。几天前，穆晚秋在翻译这段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她坐在沈逸川的工作室里，面前摊着英文稿纸，手里握着钢笔。她读到「1940年6月13日，邱吉尔在访问并劝阻法国投降途中飞机被击落，壮烈殉国」时，笔尖顿住了，墨水滴了一滴，在纸面上洇开一个小黑点。她放下笔，推开工作室的门。
沈逸川正在写稿。穆晚秋走到他面前，把英文稿纸放在桌上。
「你不能这么写。你说是献给邱吉尔首相的书，但你开头就把他写死了。没有这么歌功颂德的。」
沈逸川放下笔，靠在椅背上。他看了穆晚秋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正因为邱吉尔死了，所以英国被德国占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取得了胜利，英国人民陷入了德国党卫军统治之下。难道还有比这么写更能体现邱吉尔的伟大历史地位的吗？」
穆晚秋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她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那道理太歪了，歪到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她想起以前在斧头帮的时候，王亚樵也爱这么说话——把歪理说得像真理，让你听了觉得不对，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她挖苦道：「那你还不如写德国人先制造出了原子弹，扔到了纽约城上空，美国投降。」
沈逸川以惊奇的目光看着她，眼睛里亮起了光。那光她见过——每次他想出什么歪点子的时候，眼睛就会这样亮。「你说得太对了！这是我下一本的灵感，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高堡奇人》。」
穆晚秋终于认命了，放弃了说服沈逸川的打算。她叹了口气，把稿纸收起来。「反正最坏结果不过是一家子被邱吉尔驱逐出香港。到时候克己刚转学，又得换学校。」她转身走了。
沈逸川在她身后喊了一句：「放心，邱吉尔不会生气的。他懂。」穆晚秋没有回头。
伦敦，唐宁街十号的餐厅里，邱吉尔强忍着愤怒，继续往下看。他没有撕报纸，因为他想知道这个中国人到底在耍什么花样。他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大口，把杯子重重放下，继续读。
小说的剧情开始转折。由于没有了邱吉尔的领导，英国政府面对德国的海狮计划失去了一个坚决抵抗的领导人，最终投降，英国王室被囚禁在伦敦，希特勒任命法肯豪森（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德国名将）为驻大不列颠岛占领军司令，英国本土的亲德势力纷纷仿效德国创建党卫军组织，大不列颠岛陷入了黑暗统治。
邱吉尔读着读着，脸上的愤怒慢慢消退，眉头拧了起来。他开始认真了。他读到英国人民在党卫军统治下生不如死——伦敦街头到处是盖世太保，白金汉宫挂上了纳粹旗帜，邱吉尔本人被追封为「叛国者」，他的雕像被推倒，他的著作被焚毁。他读到剩余的抵抗运动在苏格兰的山区里挣扎求生，读到英国皇家海军被德国空军炸成了碎片，读到英国人民在饥饿和恐惧中苟延残喘。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很慢。他想起1940年的那些日子——法国投降，英国孤军奋战，德国飞机每天在头顶呼啸，伦敦被炸成废墟。他确实差点死过很多次。有一次他在伦敦东区视察，德国飞机突然来袭，炸弹落在他身边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他被警卫扑倒，耳朵震得三天听不见。还有一次他坐飞机去法国，遭遇风暴，飞机差点坠毁。如果那一次他真的死了，英国会怎么样？他不敢想。但现在有人替他想了，还把那个「不敢想」写成了小说。
他读到伦敦的街头巷尾贴满了「大英帝国党卫军」的征兵海报，读到英国人穿上黑色制服、加入纳粹组织，读到邱吉尔的名字被从历史课本中删除。他忽然明白了沈逸川的用意——这不是在咒他死，是在用「假如他死了」的假设，来衬托他对英国、对二战胜利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他，英国会投降；没有他，英国会变成纳粹的附庸；没有他，大英帝国党卫军会像德国党卫军一样，成为英国人民头上的噩梦。
他放下报纸，沉默了几秒钟。窗外的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落在他的红脸膛上。他忽然一拍桌子，震得威士忌杯子跳了起来，秘书又在门口探了一下头，这次没缩回去。
「这个李少将果然是个天才！」邱吉尔的声音又大又亮，在餐厅里回荡。「他说得太好了！要是我当年真死了，现在的大不列颠岛一定是处于党卫军统治之下，英国人民一定是生不如死。果然天才的作家写作手法就是与普通作家不一样。」
他端起威士忌杯子，一饮而尽，把空杯子放在桌上，嘴角露出了笑意。那笑容不是客套，不是敷衍，是真的高兴。他见过太多吹捧他的文章——说他伟大、说他英明、说他是自由世界的救星。那些文章他看多了，腻了，甚至有些恶心。但这个中国人不一样。他没有吹捧，他写了一个黑暗的假设，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邱吉尔活着，英国活；邱吉尔死了，英国亡。这种吹捧，比一万句「伟大」都有力。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伦敦的晨雾还未散尽，远处的议会大厦隐约可见，泰晤士河在雾气中泛着灰白色的光。他想起1940年的那些日子，法国投降后，英国孤军奋战，他在下议院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田野上作战，在街头巷尾作战，我们永不投降。」那段日子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抽雪茄抽到嗓子发炎，开会开到深夜。他以为那些事会被人记住，会被人写进历史书。但他没想到，半个地球之外的一个中国人，会用这种方式写他。
他转过身，对秘书说：「告诉那个李少将，他的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秘书愣了一下，以为首相会生气，没想到他会说「不错」。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点头出去了。
邱吉尔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伦敦。晨雾渐渐散去，阳光照在议会大厦的尖顶上，闪着金光。他想起那个中国人——沈逸川，李少将。一个前军统少将，一个写谍战小说的作家，一个被他用赦免令「拆散了家庭」的丈夫。他忽然对这个人生出几分好奇。他想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在一家人差点饿死的情况下，写出《潜伏》的；是如何在被保密局追杀的日子里，写出《悬崖》的；是如何在妻子被捕、自己身陷囹圄的困境中，写出《伪装者》的。他想了想，觉得也许这就是「不列颠党卫军」第一段那句「邱吉尔壮烈殉国」的灵感来源——这个中国人自己就经历过那种「假如」。假如他当年没有写小说，也许他早就饿死了。假如穆晚秋没有被赦免，也许他们早就分开了。所以他能写出那种感觉。
他摇了摇头，回到餐桌前，把那份《伦敦小说报》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回书房，坐下，拿起了当天的文档，开始批阅。但脑子里还转着那个开篇——「1940年6月13日，邱吉尔在访问并劝阻法国投降途中飞机被击落，壮烈殉国。」他忽然笑了一声，摇摇头，拿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