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报纸连载的原因，原来时空《不列颠党卫军》第一集剧情整整连载了七天。《香港商报》的副刊每天留出一个版，雷打不动。穆晚秋的英文翻译同步发往伦敦，在《伦敦小说报》上连载。沈逸川每天早上去工作室写稿，中午穆晚秋或方若云送饭，傍晚回来。三个孩子各忙各的，家里反倒比从前更安静了。
第一天，读者们看到「邱吉尔壮烈殉国」，茶楼里炸了锅。
第二天，伦敦警察厅的警探阿彻出场，一个夹在党卫军和抵抗组织之间的英国人。
第三天，党卫军旗队长胡特登场，冷峻、理性，但骨子里透着那股让人不舒服的傲慢。
第四天，美国记者芭芭拉出现，优雅、神秘，突然介入调查。
第五天，阿彻发现死者生前涉及核武器机密。
第六天，胡特与上司凯勒曼的权力斗争浮出水面。
第七天，阿彻在黑暗中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对方只说了一句：「你想知道真相，就来找我。」悬念留到了下一章。
香港读者从第一天追到第七天，茶楼里每天都有新话题。克己有一天放学回来，趴在沙发上翻着当天的报纸，指着「不列颠党卫军」那几个字问穆晚秋：「妈妈，英国真的被德国占领了吗？」穆晚秋正在切菜，手里的刀顿了一下。「小说里是这么写的。」克己又问：「那香港呢？」穆晚秋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第七天，茶楼里的议论进入了高潮。连日的连载让读者们有了足够的时间消化剧情，也让他们从小说中的伦敦看到了自己脚下的香港。
一个穿着灰色短褂的中年人把报纸翻到连载版，指着一段文本大声念出来——「伦敦警察厅的德国党卫军官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穿着制服的英国警察在街头巡逻，而英国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他放下报纸，环顾四周。「这不就是香港吗？掌权的是英国人，办事的是我们。英国人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我们在街上跑断腿。我们不就是那些被夹在中间的人？上头是英国人，下面是老百姓，我们两头受气。」
旁边的人点头，端起茶杯又放下。「你说得太对了。李少将写的哪里是伦敦？他写的就是香港。那些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不就是街上的英国警察？那些在夹缝里求生的英国警探，不就是我们？」
另一人接话，把报纸翻到另一页，指着一段描写。「你们看这里——『阿彻站在警局门口，看着党卫军的黑色轿车从面前驶过，车里的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这不就是咱们每天看到的？那些英国警司从我们面前走过去，眼睛都不带斜的。」有人叹了口气，有人端起茶杯，有人低下头继续看报。
议论传到了警务处。鲍威尔署长在办公室里翻着《香港商报》，读到「英国警探被党卫军呼来喝去」那一段时，手指顿了一下。他想起自己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楼下的华人警员们跑断腿。他是英国人，他们是中国人。他坐在椅子上，他们站在地上。他喝咖啡，他们喝茶。如果有一天，英国真的被德国占领了，他会不会也变成小说里那些被呼来喝去的人？那些英国警探，是不是就是他们这些殖民地警察的写照？他把报纸放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伦敦，唐宁街十号。邱吉尔让秘书每天把《伦敦小说报》放在餐桌上，他一边吃早餐一边读。第一天读完「邱吉尔壮烈殉国」，他差点撕了报纸，但后来理解了沈逸川的用意。第二天，小说开始写阿彻破案，他的眉毛皱了一下，没有自己出场。第三天，胡特登场，还是没有他。第四天，芭芭拉出场，依然没有他。第五天，核武器机密，没有。第六天，党卫军内斗，没有。第七天，阿彻接到神秘电话——还是没有他。
邱吉尔翻到第七天的报纸，读完了，把报纸放在一边，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口。他对站在门口的秘书说：「我以为他会继续写我，至少写写我死后英国是怎么乱的。结果他把我写死了就不管了。这是什么逻辑？我死了就不重要了？」秘书不敢接话，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皮鞋。
邱吉尔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嘟囔了一句：「这个李少将，写死人不负责。他把我写死了，然后去写那些小警察、小记者、小党卫军。我的戏份就这么多？七天我只在开始出场了一回就死了？他是不是觉得我的人生就值开头这段话？」他把酒杯墩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与邱吉尔不同，普通英国读者读得心头发紧。《伦敦小说报》的读者来信栏爆满，编辑从中挑了几封有代表性的刊登。
一位署名「伦敦老居民」的读者写道：「每次读到伦敦街头的党卫军、挂满纳粹旗帜的白金汉宫，我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十年前，我们差一点真的输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每天晚上躲在防空洞里，听着头顶上德国飞机的轰鸣。我父亲在皇家空军服役，我们不知道他第二天还能不能回来。读这本小说，就像重温那些噩梦。」
另一位读者写道：「我父亲参加过不列颠之战。他说年夏天，他们以为下一个星期德国人就会登陆。海滩上架起了铁丝网，路牌被拆掉，教堂的钟声只准在德国人登陆时敲响。那种恐惧，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李少将写出来了。他一个中国人，写出来了。」
还有一封来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我读《不列颠党卫军》的时候哭了。不是因为小说写得有多好，是因为我想起了我哥哥。他1940年死在法国。如果他活下来，看到今天的小说，不知道会说什么。」
文化界也开始了讨论。一位著名的英国导演在《观察家报》上发表谈话，公开表示对《不列颠党卫军》的赞赏：「这是一部伟大的架空历史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英国输掉战争、被纳粹占领的世界。那种压抑、恐惧、窒息感，李少将写得入木三分。我想把它搬上银幕，让更多人看到那段『险些发生的历史』。」
话音刚落，立刻有人反对。另一位电影人撰文反驳：「邱吉尔还活着。他在小说里被写死了，你现在要拍成电影，全国人民都看到首相壮烈殉国。这不是找骂吗？你拍出来，邱吉尔的脸往哪儿搁？保守党的脸往哪儿搁？大英帝国的脸往哪儿搁？」导演退缩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改口说「只是想法，暂无具体计划」。但《不列颠党卫军》可能被搬上银幕的消息，已经在伦敦的文化圈里传开了。
伦敦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标题是《历史不是必然的》。文章写道：「《不列颠党卫军》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性，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历史不是必然的。1940年的英国确实站在悬崖边上。法国投降了，美国还在观望，苏联和德国签了条约。英国孤军奋战。如果当时德国人真的登陆了，如果皇家空军真的败了，如果邱吉尔的飞机真的被击落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读这本小说，不是为了恐惧，是为了珍惜。」
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有人骂教授「替中国人说话」，也有人支持他说「这才是历史学者的良知」。
香港，沈逸川在工作室里读到英国读者的反馈，松了一口气。他把那些评论剪切来，用橡皮筋扎好，放进抽屉里。穆晚秋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放在他手边。
「还好英国人没骂我咒他们亡国。我还以为会有人说我诅咒大英帝国。」沈逸川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穆晚秋在他对面坐下：「他们十年前差点亡国，比你写的还惨。你写的不过是他们害怕过的东西。你写的是『假如』，他们经历的是『差一点』。不一样。」她顿了顿，「而且英国人没有那么小气。他们能接受失败，也能接受反思。不像有些人，输了还不承认。」
沈逸川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他放下咖啡杯，靠在椅背上。「你说，邱吉尔会不会生气？我在小说里就写了他一次，还是写他死了。」
穆晚秋看了他一眼：「他生不生气，跟你有关系吗？反正你也不去英国了。」
沈逸川笑了：「也是。」
深夜，克己还没睡。他趴在沙发上，翻着当天的报纸，指着「党卫军」那几个字问沈逸川：「爸爸，英国真的被德国人占领过吗？我们会被德国人占领吗？」
沈逸川蹲下来，看着克己的眼睛。克己九岁了，眼睛很亮，像他妈妈。他的手指还指着报纸上那几个字，指节小小的。
「没有。英国没有被占领，香港也不会。那是小说，不是真的。」
克己眨了眨眼睛。「可是写得跟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