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顿饭之后，他们又见了三次。
第一次是莱拉选的地方，一个靠近海边的露天茶馆，下午，风大，坐在外面说话需要稍微提高一点声音。莱拉到的时候奥马尔已经在了，她在对面坐下，看了看四周，「你让人排查过了，」她说，不是问句。
「是，」奥马尔说，「我让埃维利亚来过，她说这里有两个她不喜欢的角落。」
「哪两个？」
「她没有告诉我，」奥马尔说，「说是告诉我了就没意义了。」
莱拉把这个答案放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笑，不是那种礼节性的笑，是一个被什么东西说准了之后会有的那种，短，真。
那次见面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谈的是利比亚，谈的是的黎波里这几年的变化，谈的是莱拉在贝鲁特和的黎波里来来去去这些年见过的那些东西。莱拉说话不绕，有什么说什么，观察准，判断快，有几次奥马尔说了一半，她已经接上另一半了，接得不错，但不完全对，奥马尔会说她哪里错了，她会想一下，然后要么说「你对」，要么说「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从来不是客气地绕过去。这让那两个小时的对话有一种密度，是两个都不假装同意的人才会有的那种密度，话说完了之后在脑子里还能回味一会儿。
奥马尔在回去的路上对马哈茂德说：她这个人，好好浪费了。
马哈茂德没有接话。他知道奥马尔说的是什么意思，也知道这句话后面跟着的那个逻辑，只是他不确定那个逻辑是否稳，所以没有说话，把稳不稳的判断留给之后的事情去回答。
第二次是奥马尔选的地方，他带她去了费赞，不是指挥部，是他早年在那里修的第一批水井里的其中一口，现在那口井旁边已经有了一棵树，树不大，但活得好。
那天的光线很好，沙漠里的冬日午后，阳光斜着打下来，把地面和树影都拉得很长。莱拉在树旁边站了一会儿，用手摸了摸树皮，「你种的？」她问。
「不是我种的，」奥马尔说，「是打完井之后自己长出来的，我就让它长。」
「这里以前没有水，」莱拉说，「树怎么来的？」
「种子是风带来的，」奥马尔说，「有了水，就能活。」他站在那口井旁边，「这里以前每隔几年就有人因为找不到水死在沙漠里，不是战争，就是渴死的，现在不会了。」
莱拉把手收回来，把周围看了一圈，远处有几顶帐篷，有炊烟，有小孩子的声音隐约传过来，「这里的人知道是你建的？」她问。
「知道，」奥马尔说，「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知道这口井是可以用的，比谁建的更重要。」
莱拉没有再说什么，在那口井旁边站了一会儿，奥马尔也没有说话，两个人把那段沉默放着。
后来回程的路上，莱拉靠在车窗边，把窗外的沙漠看了一段，「你知道吗，」她说，「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个教官跟我说，你要了解一个地方，不要看它的城市，去看它的边缘。」她停了一下，「我以为费赞是利比亚的边缘，来了才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内核。」
奥马尔把那句话听完，没有立刻回应，等了一会儿，「你的教官，」他说，「是个懂事的人。」
莱拉往窗外看，没有接话，但那句话她记住了。
第三次两个人没有说什么重要的话，就是在的黎波里的一条街上走了一段，买了东西，喝了茶，像两个认识了一段时间的普通人。
但那次回去之后，莱拉在她住处的灯下坐了很长时间，面前是空白的报告纸，笔拿在手里，没有写。
她在想她应该写什么。
伦敦需要的是：目标近况，接触情况，下一步计划。这三件事她都可以写，但每一件写下去，她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她没有办法把她真正观察到的那些东西写成情报格式，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重要，是因为那些东西的重要性不在于情报价值，而在于别的地方，而那个别的地方，不是她应该写进报告里的。
她最后写的是：目标复杂性超出预期，评估周期需要延长。
伦敦回复了三个字：注意节点。
那个节点是年底之前。
莱拉在行动前两天，把她在的黎波里这几个月积累的所有观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她知道他是谁，她一直知道，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件事从来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另一件事，是她在过去几个月里，每一次见面结束之后，在写例行报告的时候，都有那么几分钟，笔停在纸上，不知道怎么把她真正观察到的东西写成伦敦能接受的格式。那不是她的工作出了问题，是她的工作要求她把人变成情报，而他这个人，有什么东西在每一次会面之后都让这件事变得更难一点。
但任务是任务。伦敦说：注意节点。
她在行动前一天晚上，把那把刀擦了一遍，检查了刀刃，放回刀鞘，睡了五个小时，睡得很沉，没有做梦。这是她在任何一次行动前都会保持的状态，不是因为不紧张，是因为紧张解决不了问题，睡眠才能让她明天的判断准确。
动手是在十一月的一个晚上。
莱拉选的时间是一次例行的文档签署之后，奥马尔会从官邸侧门出来，走到停车区，那段路大约四十米，中间经过一个走廊，走廊里有一段大约八秒钟的安保视野盲区，埃维利亚的人通常是前后各一个，中间那八秒两个人都不在侧翼。
莱拉对这个窗口研究了三个礼拜。
她在走廊的一个暗处等着。刀是她自己选的，不是枪，她判断那个空间里的距离用刀更确定，而且没有声音，不会在那八秒之前触发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