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
高卢大使的照会在九月初到的。
不是外交部收的，是直接送到奥马尔办公室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信号——高卢这次不走正常渠道，直接送到他办公室，他们想让他知道这件事的级别。
照会很长，奥马尔从头到尾看完，花了大概二十分钟。
奥马尔读那份照会的时候，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把文档往桌上放平，那是他在读一个需要仔细看的文档时的习惯，让它和眼睛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
高卢的论点有三个。
第一个，「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他在这句话下面用铅笔轻轻划了一道。1955年那份条约里，那片土地的归属是明确写进去的，如果那是领土而不是争议，那么在上面建东西，不叫改变现状，叫行使主权。他把这道线划完，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条约义务」，他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了两个字：查原文。他知道那个条约的大概内容，但他要的不是大概，是原文里的确切措辞，是那个义务条款具体写到哪里为止。这件事他下午让人去查了，查完的结果是他知道的那个版本——政治支持，没有军事条款。
第三个，「一切必要措施」，他读到这里，把这五个字压了压。在国际外交的语境里，这五个字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真的有后手，在说之前已经想好了下一步；另一种是没有后手，但需要让对方感受到压力，所以用了最重的措辞。贝鲁是一个精准的人，他用了这个词，不代表巴黎已经决定了什么，代表他们还在考虑选项。还在考虑，说明还没决定。还没决定，就有空间。
他在照会上写了六个字：安排会面，本周。
高卢大使贝鲁来的那天，下午两点。
他是一个五十出头的人，在北非做了将近二十年外交，普通话说得流利，阿拉伯语也能应付基本场合，是那种把这个地方当真正主场来经营的人，不是走过场的。他进来的时候没有多余的动作，坐下，把文档包放在旁边，看着奥马尔。
「卡上校，」他说，「这件事，我们需要直接谈。」
「好，」奥马尔说，「你说。」
贝鲁把三个论点说了，比照会里简洁，是他自己经过的语言，不是外交文本，眼神是直的，是那种做了很多年这行的人才有的那种直，不回避，不绕弯。说完，「我们需要利比亚停止在奥祖的建设活动，」他说，「这是我们的底线。」
奥马尔把这话听完，没有立刻回答，把那份备忘录从文档夹里拿出来，推过去，「你看一下这个，」他说。
在贝鲁低头看那份备忘录的那三分钟里，奥马尔在对面坐着，就是坐在那里，手放在桌上，什么都没动，看着贝鲁看那份文档。
贝鲁是一个读东西快的人，但他在这份文档上的速度明显放慢了，他把相关条款那段读了不止一遍，奥马尔从他的眼球移动方式看出来他在回头重读，那个动作很小，但在那么近的距离里看得清楚。他在确认那几行法文说的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不是翻译问题，不是措辞模糊，就是那几行字，就是那个意思，白纸黑字年两方签字的那一份。这三分钟里，奥马尔一句话都没说，就等着，等贝鲁把那几行读完，读到他知道他读完了为止。
贝鲁看了大约三分钟，擡起头。
「这份文档，」奥马尔说，「是1955年的原本，高卢和利比亚两方签字的那一份的复印件，你可以拿回去核对，奥祖地带，在那份文档里，是利比亚领土。」
「那份条约，」贝鲁说，「在乍得独立时——」
「我知道乍得的立场，」奥马尔说，「他们有他们的解释，但我们在利比亚的领土上建了一座医疗站。」
贝鲁在那个「医疗站」上顿了顿。他来之前知道是工程建设，但医疗站这两个字是第一次从对方嘴里正式说出来。他把两个膝盖并拢了并拢，那是一个人在找不到下一句话的时候会有的小动作。
「一座四十床的医疗站，」奥马尔说，「服务奥祖及周边地区的居民，那个地方二十年没有任何医疗设施，贝鲁大使，你在北非做了很久，你知道那个地方的人用什么看病。」
贝鲁没有接这句话。
「我们当然理解高卢对地区稳定的关切，」奥马尔说，「这也是我们的关切，一座医疗站，对地区稳定不构成威胁。」
这句话说完，那个房间里有一段安静。
贝鲁是做了二十年外交的人，他知道这段安静是什么含义。对方把一个他找不到切入口的框架放在那里了，「医疗站」这两个字，让他所有的论点都变成了在向一座医院施压，这件事他没办法带回巴黎。
「卡上校，」他说，「我们的担忧不只是建筑本身。」
「我理解，」奥马尔说，「如果高卢有具体的关切，我愿意听，但我们没有办法停止为利比亚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贝鲁在那个「没有办法」上听出来了，那不是强硬，那是一个把手摊开的人说的话，完全平静，里面没有任何可以被当作攻击性的东西，没有威胁，没有傲慢，就是一个事实，说出来了，放在那里。
这场会面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贝鲁站起来，握手，礼貌，什么都没说定。
走到门口，「奥祖的建设，」他说，「会继续？」
「医疗站，」奥马尔说，「会竣工。」
贝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