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奥马尔拿起那份电报，伊拉克军队昨晚越过边境，向伊朗胡齐斯坦省推进，多点突破，是有准备的进攻，不是边境摩擦。
他把那份电报看完，放回桌上，把桌上剩下的那杯茶端起来，喝完，把杯子放下，继续处理手里的费赞水利报告。
埃维利亚站在那里，「就这样，」她说。
「嗯，」他说，没有擡头，「让马哈茂德下午来。」
埃维利亚走了。
那份费赞水利报告，他又看了十分钟，把需要批的地方批完，推到一边，把那份电报重新拿过来，看了第二遍。
这场仗，他等了将近两年了。
1978年，他就在那本备忘录里写过，两伊之间有一场仗在等着打，不是一定打，但条件都在，萨达姆需要一场胜利来稳固他在巴格达的地位，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凝聚内部，两件事都在找出口，两件事的出口恰好都在对方身上。
现在打了。
他把那份电报折起来，放进文档夹，出去。
走廊里，他路过几个正在说话的人，那几个人在讨论伊拉克会不会在三个月内拿下胡齐斯坦，有人说会，有人说不好说，有人说伊朗的革命卫队不是纸糊的。奥马尔路过，没有停，往外走了。
他在那栋楼外面站了一下，是那种九月的的黎波里，早晨，从海那边来的风，还有一点凉。
三个月。他把那个判断想了想，不是三个月，不是三年，这场仗会打很久，会打到两边都精疲力竭、打到两边的年轻人死了一批又一批、打到开战时坐在桌边拍板的那些人不得不停下来，那时候才停，不是因为有人赢了，是因为两边都输不起了。
他知道这场仗的形状，他不需要预测，他只需要在那个形状里找他的位置。
马哈茂德下午来了，进来，在对面坐下，「看到消息了，」他说，「伊拉克打进去了。」
「嗯，」奥马尔说，「你怎么看。」
「萨达姆高估了自己，」马哈茂德说，语气是那种军事判断的直接，没有多余的，「他以为伊朗的军队在革命之后散架了，能快打快收，但伊朗人不是用军队在打仗，是用信仰，信仰这个东西，正面打不垮，」他往椅背上靠了靠，「他进去容易，出来难。」
「多久，」奥马尔说。
「不好说，」马哈茂德说，「三年以上，有可能更长，要看两边谁先撑不住，但我判断两边都撑得住，就是这种仗，打的是消耗，打到最后没有输家，只有两个输家。」
奥马尔把这个判断听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他说，「想听你的意见。」
「说，」马哈茂德说。
「我要向两边都派顾问，」奥马尔说，「伊拉克那边一组，伊朗那边一组，两组人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两边都不知道我们同时在帮另一边。」
马哈茂德在那里坐着，把这句话听完，没有立刻说话，是那种一件事落进来、需要先在脑子里放一放才能接着说的停顿，不是短暂的，是真的在想，想了大概有十秒。
「两边同时，」他说，「伊拉克和伊朗。」
「嗯，」奥马尔说。
「顾问做什么，」马哈茂德说。
「战术层面，」奥马尔说，「不是指挥，是培训，后勤分析，通信优化，不涉及具体战役决策，就是帮他们把自己的军队用得更有效率，两边都能用，也就是说，这场仗打多久，我们的顾问就在那里多久。」
马哈茂德把这个设计想了一圈，「你支持哪边，」他说。
「我下注的是乱局本身，」奥马尔说。
马哈茂德把这句话嚼了嚼，「那如果两边都发现了，」他说，「发现你同时在帮另一边。」
「他们发现不了，」奥马尔说，「两组人，来源不同，渠道不同，名义不同，伊拉克那边走的是军事技术合作，伊朗那边走的是伊斯兰革命团结框架，两个框架，两种人，两条线，中间没有交叉，」他把手放到桌上，「埃维利亚负责隔离，这件事她能做到。」
「问题不只是发现，」马哈茂德说，「问题是这场仗结束的时候，赢的那边回头看，会把帐算清楚。」
「赢的那边，」奥马尔说，「我刚才听你说，你觉得两边都赢不了。」
马哈茂德把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想了想，「两个输家，」他说，「停战的时候两边都精疲力竭，」他慢慢点了点头，「那时候他们不会有精力算这笔帐。」
「而且，」奥马尔说，「那时候两边都欠我们的，欠了东西的人，不会先去翻旧帐，会先想怎么把欠的还清。」